跳出“三农”看“三农”：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访谈（图）

　　文/本报记者 邢世国 摄/本报记者 郭俊峰

　　刘国光：1923年生，著名经济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波兰科学院选为该院外国院士。1997年他对我国实行了3年之久的宏观调控做了深刻而详实的解析，发表了题为《论“软着陆”》一文。1998年，他率先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建议后来成为这些年来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已不轻易外出的刘老，日前，偶然机会来哈。适值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他。刘老视角高远，所论气势恢宏，见地深邃，给人颇多启迪。

　　三农问题的解决既在三农之外又在三农之中，需要两条腿走路。简单的将农民迁出农村，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刘国光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在“十一五”再上新台阶至关重要。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为英明之举。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正确认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解决好中国三农问题的前提，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他说，现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减少农民，农民才能增收、农村才能富裕。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有科学和合理成分的。但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发展城市消灭农村，工业化也不是简单的发展工业，排斥农业。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相对立，简单的将农民迁出农村，如此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既不科学，也不具有社会关怀，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果再通过简单的排斥农村的途径解决三农问题，于情不合，于理不通。这种将城乡、工农相对立的简单二分法，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对立统一的规律，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通过土地兼并，逼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结果这些国家农业生产率不仅没有大的提高，还造成贫民窟和城市病。相反，农业和农民问题解决很好的国家，如丹麦的大农业和农民合作社、以色列的精细农业和合作社、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都非常顺利。

　　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形成农村“空洞化”和“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格局。建设“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刘老认为，随着城市门槛的放开和劳动力的流动，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政府财政也没有动力将资金投入农村，形成农村“空洞化”。在劳动力方面，由于大量高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农村劳动力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导，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上，农村更严重滞后于城市。

　　应当说，形成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有历史上的，有体制上的，有人口上的，有经济上的；而且，这些原因往往又是互为因果，使问题更加复杂。辩证唯物主义给了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三农问题经纬万端，主线无所不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解决的办法是提升农民，具体途径一靠城市化，二靠建设新农村。在目前阶段，单靠城市化来转移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我们目前还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大力发展城市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必须依靠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农村发展是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必由之路。只有建设新农村，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到改善，农民才能生产有基础、有空间，生活有质量、有保障，农民才能有能力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实现自身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才能使精英农民安心于农业和农村，才能使有发展潜力的农民得到发展。

　　对建设新农村的另一个担心可能是，农村的发展会阻滞城市化进程，减缓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的进程；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减免农业税是好心做错事，减免农业税提高了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城市、农村在相互提高、相互竞争中发展，发展的质量才会更高。去年发生的“民工荒”，迫使许多企业提高农民工工资，促使这些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水平提高。建设新农村需要投入，我国当前推行的减免农业税改革为建设新农村注入了强大动力。韩国“新农村”运动就是发端于政府分配给每个农村社区一定数量的水泥，带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逐步取得成功的。减免农业税尽管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但却为建设新农村、成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良好开端，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