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3家医院，寻访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

个变故。

　　董薇：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董薇不仅失去了原本绚烂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

　　柳眉：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

　　非典痊愈后，柳眉同样没有多想，股坏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上班第三个月，疼痛越来越频繁，柳眉被确诊为双侧股坏死。2005年3月做了植骨手术。术后3个月，医生告诉她恢复得不错，可以弃拐了。这着实让柳眉惊喜了一番。又过了3个月，柳眉被告知，手术的结果并不乐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柳眉惊呆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晴天霹雳。”

　　两年间的起起落落让本来就纤弱、内向的柳眉更加谨小慎微，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担心。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李铃：股坏死是对每一个非典患者更沉重的打击

　　李铃是在医院实习期间被感染的，病愈后就乐不可支地去工作，投入新的生活。完全没有预料的李铃拿到“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股坏死对每一个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来说，是更沉重的打击”。面对不懂医的父母，李铃一切都往好里说，可是父亲还是从各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急得病倒了。李铃2005年4月进行植骨手术，手术后半年不能下地，李铃的妈妈从城里赶来照顾她，把患脑血栓的父亲托给了姑姑，家对三个人来说成了一座空房子。

　　李铃说，自己可以不在乎生活标准下降，但她担心的是自己再没有能力去照顾父母。

　　刘远：四十出头的他“没有时间”去绝望

　　和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人相比，四十出头的刘远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流泪去绝望，“我有家庭，有女儿，有员工”。12月10日，匆忙结束第一次治疗，刘远收拾好东西等着家人来接，手边是十天治疗的费用清单，除去购买理疗仪的2900多元，各种治疗费4000多元。按院方要求，一个疗程应该是三个月，“这么大一笔费用将来如何报销，还得跟公司再协商”。

　　刘远是非典治愈两年后，2005年9月，突然感到左腿内侧疼痛的，检查后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而且不轻。他想忙过年底这一段，春节后再来医院认认真真地治疗。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离开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刘远不愿去想。

　　年近五十的黄玉芬和刘远在同一所医院就诊，不过她已经住了整整两年。作为黄玉芬的主治医生，蔡大夫理解她的压抑与烦躁，“黄在非典前是单位的骨干，准备提副高，职称英语考试、论文都准备好了，结果非典来了，身体垮了，一切都没了。”。

　　其实，无论是黄玉芬的心理问题、刘远的事业，还是董薇的婚姻，所有问题几乎是非典愈后患者生活的翻版。两年，仅仅是艰难旅程的一小段。(文中均使用化名)

　　中国青年报(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