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的时候，蒙特利尔正在举行部长级全球环境保护会议。
这次污染事件体现了国家间在环保方面的合作。我国政府将在抚远水道入口处实施临时筑坝堵污工程，来阻止污染水团流入乌苏里江，保证俄国居民的用水安全。这一重大的
环保事件一方面说明了中俄政府的坦诚互信和有效合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环保和灾害问题不能再采用一种“自消耗”的思路，认为本国承担和消化了大部分本国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环保问题是一种具有一种扩散性的问题，它必须要纳入一种更为宽广的战略坐标和国际框架下考察。
近期我国的两大烦恼，松花江污染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禽流感的控制问题。松花江污染其实是中国从一个轻型的工业社会跃入重型工业社会的产物。实际上，在产业形态划分的社会跃迁上，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没有预测到这种转换的突然性。纺织类造纸类的企业所构成的小型污染被钢铁石化等大型污染所代替。人口就业导向式的污染被资本密集消费式的污染所代替。汽车每日以千计的数量售出落地、房地产引来了国际泡沫，这些依托重型工业制造能力的产品的井喷式生产预示了消费主义的黄金一代的突然降临(一代人花两代人的钱)，它的背后是整个经济重型化的高速启动。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的悲剧性的爆炸暗示了产业急剧重型化的某种鲁莽性。这不仅体现在安全生产监督体制上、行业管理分权术上，甚至还有公民知情权的保证上。我们突然发现，仅仅在生产安全上，我们的制度供应就存在严重不足。这是否证明了奥尔森的理论：一个崇尚信息公开和权力制约的社会更能有效率地在重型工业社会(制造出更多和更严重污染物的社会)合理分配资源。
如果说，松花江污染能为中国鲁莽的重型化带来一种反思的话，那么，禽流感对中国脆弱的农业的打击则试探我们这个千年传统农业国的风险抵抗能力。大规模的家禽屠杀和补偿问题浮出水面。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命题竟然承载在这两种污染上，松花江污染是重工业文明的物质污染，禽流感是陈旧的农业时代鸡瘟病毒的污染，只不过今天禽流感已经用现代医学对它进行了重新解读，蒙上了科学所制造的恐怖主义的阴影。
工业的升级和重型化是人们孜孜以求的，而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的三农问题的风险控制又是我们所忧心忡忡的。它们都在2005年用一场灾难，一场污染，作为社会表述语言向我们传达了它们的脉息。
尽管蒙特利尔的这场全球环境保护会议费尽心机，但还是没有将排斥《京都议定书》的美国拉入讨论的席位。美国的粗暴和不负责任一直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但也提供了一种危险的参照。是否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涌动着越来越强大的民粹经济主义的潮流？巴西、印度和中国都在重型化产业升级的路上。世界温室气体最大排放量的美国的自私是否降低了全球环保的道德水准线，因为它们有一个“坏典型”可以效仿。
实际上，当欧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污染问题时，我们的确要警惕它们道德声线下的卑劣和自私，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GDP、就业和工厂，自然也就有了温室气体和工业污染。我们反对这种来自西方的环保恐怖主义，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民粹经济主义。污染的路径选择不是一种内部的选择权力，完全不受外在的影响。我们也要强调均衡哲学，而中央非常深刻地提出的绿色GDP的概念就是这种均衡哲学的例子。关键问题在于，绿色GDP的背后依然是制度供应的问题，它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新的激励安排，让官员们和公民们不仅在心里服膺，而且在行为上也理性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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