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国家的“穷”与财政分配结构的反思

　　□唐昊

　　据昨日《羊城晚报》报道，前日广州市污水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的标准，目前是每吨0.63元，这在全国都属于偏低水平。而随着排污设施日益增多，管网维护的成本也日益加大。因此，排污费还有提高的空间。对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兰芳表示，如果排污成本提高要老百姓承担，那建机场、修铁路，是否所有的事情都

要老百姓承担呢？“这不成了‘万税’了吗？”“公共事业是政府必须负责的。政府既然定了我们的税，能否满足实际需要那是二次分配的问题。污水处理费即便要提高，也不要考虑老百姓的口袋！”

　　对于那些一直试图把社会治理的代价转到老百姓头上去的做法，李兰芳的回答相当到位。老百姓交纳的税收本来就是用来办公共事业的，政府本来就应该用税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一项服务出两次钱！

　　不过，从更大的范围看，污水公司的想法其实并不新鲜。事实上，国家向老百姓再次收费办公共事业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什么公共事业没钱，都要向老百姓伸手，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许多地方，义务教育是靠家长们交纳的高额学费支撑起来的；在一些村庄，村里不得不负债建民办小学的校舍；在农业区，水利设施大多是当地农民集资兴建的；全民的医疗福利无法建立，就向患者高额收取医疗费用……谈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向老百姓收过税的国家还会这么“穷”，办点什么公共事业总是没钱，以至于还是要打老百姓的主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财政税收以更高的速度迅猛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应该水涨船高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以前国家在经济落后时都能承担的一些公共职能，如普遍的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等等，现在却无法承担。其原因不言自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总量虽然有了极大增长，但财政收入的分配却严重不合理：从横向上看，目前国家财政仍然包揽了一些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如经济开发等方面的支出，因为这种支出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一些本应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公共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急剧下降。目前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属于倒数，还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还不如非洲的乌干达。从纵向上看，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集中到中央，基层政府、特别是县级财政收入能力越来越弱。而实际上承担了大多数公共服务事业的却是地方政府。其结果就是，只占全国财政收入18.99％的县级财政却担负着占全国财政27.93％的支出。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状况使得基层政府也无法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显然，在这种财政分配结构中，国家财政投入在公共服务上的部分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这也是造成我们社会教育经费、福利经费、排污经费等严重短缺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调整这种不合理的财政分配结构，而是直接把不足的部分转嫁给社会，使得每个社会成员无形中都承担了过多的教育、医疗、福利、以及排污费等方面的支出。这是我们第二次为公共服务埋单，并且这样买来的公共服务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极度不公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目前这种无节制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又不能很好地说明财政分配去向的做法早就应该受到质疑。

　　因此，真正能够解决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做法决不是多交“排污费”等额外费用，也不是指望政府财政分配结构的主动调整，而是必须要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将政府预算的公共服务内容、财政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等，向社会成员公布，同时以民主制度建设的方式将社会成员对财政支出的审议权、否决权、批准权和实际监督权落到实处。如此，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真正用到社会所需要的地方去，使我们不必一次又一次地为社会公共服务重复付费。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