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觉醒的骆驼祥子吕福山

　　颁奖辞：

　　吕福山是一个为了自己生存而觉醒进而抗争的公民，他的努力客观上对行政执法部门构成鞭策，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同时他的最终胜利也向社会展示并非头顶国徽、带着大盖帽的人就可以言出法随。有法律的保护，一个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坦坦荡荡地生活。

　　在西安，吕福山是一个名人，就算不记得他的名字，只要一说起“那个把交警支队告上法院的三轮车夫”，几乎家喻户晓，很多人都会翘起大拇指赞他“好样的”。

　　2000年2月15日下午，吕福山骑人力客运三轮车至西安市端履门十字南30米处时，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值勤民警以“违章进城，违章营运”为由将车辆暂扣。

　　吕福山的车是购买后自行改装的人力客运三轮车，无牌、无证、无钢印号，亦无营运许可证。2000年2月22日，交管支队一大队根据西安市公安局2000年(1)号通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作出没收吕福山人力客运三轮车的处罚决定。 当天交警向吕福山宣读了处罚决定，并出具了罚没实物收据，但未送达处罚决定书。

　　5年诉讼，要回一辆三轮车

　　2000年6月中旬，吕福山一纸诉状，将交管一大队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交管一大队没收人力三轮车的行政行为违法，赔偿非法扣押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返还被没收的人力三轮车。他的理由是，交警未依法向他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法定程序，此外，根据《行政处罚法》，西安市公安局无权制定经济处罚的规定。

　　4个月后，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判决吕福山败诉，吕福山随后上诉，并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西安市公安局的1号通告违法。2000年12月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之后，倔强的吕福山坚持申诉。两年之后，一家媒体的间接帮助使他的官司出现了转机，后来又经过他的不断上告争取，2004年5月，陕西省高院认定吕福山的案子符合再审条件，指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7月14日中级法院撤消了此前的几个判决，发回碑林区法院重审。

　　2005年4月30日，碑林区法院以《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交管一大队作出没收吕福山人力客运三轮车的处罚决定；交管一大队向原告返还其人力三轮车一辆，并支付原告吕福山交通费2278.1元；一、二审诉讼费200元由被告交管一大队承担。

　　“祥子”读《行政法学》

　　其实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像吕福山一样来自农村的青年，向往城市的生活，但既无关系、背景，又无资本，也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只能靠出卖体力换取温饱。登三轮车就是其中一种，下力帮别人拉货收取劳务费，因为比出租车便宜所以生意不少，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只要有几百块钱本钱，就可以开始运营。

　　可是城市的胸怀往往并不向他们敞开，进了城却仍然被视为农民，尤其在交警、城管、派出所等部门眼里，这些外来劳动者常常是被“修理”的对象。“他们不喜欢我们蹬三轮的，想取缔我们，说我们搞乱了交通秩序，但那些开汽车的为什么不取缔，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我们身上收不了多少钱。”吕福山这样评价。

　　生活的压力让很多人无法放弃登三轮这一谋生方式，所以他们曾经只有像“打游击”一样工作，尽量钻小胡同，远远看见戴大盖帽的就溜，即使这样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常常被拦住罚款，或者扣车后交钱赎，不服也只能认了。

　　提到刚进城的那些日子，吕福山就要抹眼泪：“月底算下来，下苦挣的几百元钱除了吃饭交房租，一分没剩，都被罚了。有时候给警察扣了车，刚交了罚款把车给赎回来，第二天就又给拦住了，那种感觉简直是没有活路了。”更让他气愤的是，“有些罚款不开任何收据，而且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就看他们心情好坏。”

　　因为不满学校的“乱摊派”而负气回家，小学五年级都没读完的吕福山说：“我读书时就一直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但到了城里，不要说维护正义，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了。”一次偶然的机遇给了他启示，一次回家他去看一个小学同学，那个同学是西安交大毕业的，吕福山一直挺佩服他，在这个同学家里他看到一本《行政法学》，他翻翻，“当时不大懂，朦朦胧胧觉得说的事好像和我有关”，就问这个同学能不能借了看看，同学说书店里都有卖的，于是吕福山一咬牙花20元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行政法学》，他学习法律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蹬三轮车时，他下午出去拉活儿，上午和晚上就在家里看法律书。不过吕福山说他研究的法律知识全部是针对三轮车的，也没有能力再去研究更多的维权知识。在学校里吕福山学习本来不好，但是这次学的东西都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记得反而特别牢。和记者交谈中，他可以流利地背出和他的官司有关的法律条款。

　　自从懂了法律，他的腰杆子就硬了起来，遇上警察拦他的车，要罚款，他开始和警察“顶嘴”了。1997年，他告交警队乱罚款，一告之后交警就不罚款了；1999年告西安市公安局通告不能作为处罚依据，西安随后出台了一个禁止三轮车载客运营的政府令，后来他又发现政府令也不能作为处罚依据，西安市马上又增加了人大制定相关条例，他说，“我把他们的法律意识越告越强。”

　　直到2000年吕福山的三轮车被没收，他和交警支队真正较上了劲。历经5年之久的告状生涯，从一审到二审吕福山都输了，一些专业法律工作者对这个案子都觉得没希望了，可吕福山坚持了下来，陕西省高院裁定、重审、再退回一审，吕福山终于从交警部门那里要回了自己被扣去的三轮车。

　　这个官司也让吕福山成了西安的名人。吕福山觉得自己打官司赢得一点不意外，他说：“中国人有个坏毛病，一遇上当官的就想送礼，我打官司就是为一口气，我不惯他们的坏毛病，我不送一分钱，就这样打下去，他非得判我赢不行。”

　　维权“土专家”

　　吕福山的抗争为他自己赢得了劳动的权利，现在吕福山是西安市最威风的三轮车夫，他在大街小巷拉货，看见警察也不躲。“碰见警察把我拦下来，我就说‘我是吕福山，你可能听说过’，他们就挥挥手让我走了。”“有些警察太不懂法律了，就会说‘你违法了’，你问他违反了什么法律，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他就傻了，还说你狡辩，你只要坚持下去，相信法律，他就只有认输了。”

　　不过大多数登三轮的伙计都学不了吕福山，有的伙计还时不时会被罚款，有几个也和吕福山一样开始学法律，但是真像吕福山一样能和警察讲法律的人几乎没有。有的人是“脑子不好，学了记不住”，还有的“本来记得挺熟，一见到警察紧张得什么都忘了”。所以有的伙计干脆跟着吕福山干活，“这样能少被罚点儿”。

　　现在吕福山成了维权的“土专家”。去年渭南一家三轮车公司，总为被扣车而烦恼，听说了吕福山的事，专程到西安来请他去当法制员，每月工资1000元，吕福山平生第一次坐进了办公室，有几次成功地替公司把车要了回来。不过后来当地的客运管理处自知理亏不再扣车，吕福山也就没事干了，“人家养不起我，我就回来继续蹬三轮”。

　　记者和吕福山聊天的时候，一个从温州打来的电话催他去。温州现在有521辆三轮车，当时发的执照现在到期了，管理部门不续约，要取缔，车夫们联合起来和主管部门打官司，把北京的几位法学专家都请去了，但一审没有打赢。车夫们在电视上看到吕福山的故事，就来找他帮忙。

　　吕福山研究了材料，觉得自己有信心打这个官司，他说：“那些教授打官司的思路错了，他们起诉对象是温州公安局，说它出台的条例错了，但我们国家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所以法院也没办法，我要打官司就专告他们交警支队，告他们非法拦车。”不过吕福山谈到了报酬问题，去温州这么远，等开庭说不定还要拖几个月，温州那边提出待遇都好说，不过吕福山坚持得先付一笔订金，“不然去了就说不清了，万一他们内部意见不统一，搞不好我路费都没人给。”

　　吕福山掰着指头给记者算，我现在干一天活，刨掉油钱，平均能赚60块，这个收入还不错，但歇一天就少赚一天，“实在不敢歇呀” ！吕福山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误工费没有明确的界定，耽误很多时间把官司打赢了，最后不过是把车要回来而已，经济损失却不能得到弥补。

　　这一方面造成了有关部门在违法行政方面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很多人耗不起时间就只好放弃诉诸法律手段。“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上打抱不平的人就会更加多起来。”吕福山说。

　　(郭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