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年终专稿］2005年职工题材文学 创作访谈

　　受访人：雷达（著名评论家)

　　采访人：赵亦冬（本报记者）

　　2005年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但它却在文化领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追忆的话题，特别是在职工题材文学创作方面，不仅有震撼人心的作品，更有值得研究的现象和问

题。为了更好地梳理当今文坛，点评职工题材文学创作，把脉创作心态和创作倾向，记者特邀著名的资深评论家雷达先生，就文坛现状和职工题材文学创作的问题进行访谈。

　　文学是人学

　　记者：在最近召开的曹征路作品研讨会上，我听你在发言中谈到了许多有关职工题材文学创作的情况和感想，很想听听你对当下文坛创作的看法，特别是对工业题材、工人，文学关注的程度怎样。在你看来，2005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

　　雷达：在今天的文坛上，正如有人批评的，有相当一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确实是当今文学的一部分事实。我自己曾在去年写过文章，题目就是《文学的版图是否正在缩小》，意思与之相近。其主要表现是，对现代转型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的生存关注不够，对人民群众的声音表现不够，缺少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影响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也必须要看到，有相当多的作家，其实一直在热切地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困难群体，关注底层，他们愿做困难群体的代言人。咱们探讨文学不宜限定在一年内计量，就说近一二年吧，就我阅读所及，除了一些写城市改革和反腐的长篇小说里对工人生存状况有较多涉及外，在中短篇领域，像《杜一民的复辟阴谋》（李铁）、《那儿》（曹征路）、《女工》（李肇正）、《女工》（毕淑敏）、《离婚报告》、《鸽子》（刘庆邦）、《外地人》、《北京候鸟》（荆永鸣）等等，都值得注意。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强调，在当下，文学应该关怀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被遗忘但又最需要关怀的人民大众。作品综合了社会学家的眼光，人道主义的悲悯，理性的审视以及其他思辨因素，明确地回答了“文学是人学”的相关问题。

　　记者：在这些作品中，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似乎争论得更多，反响也更大，这是为什么？

　　雷达：《那儿》所描写的是国有企业改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少数人凭借权力获益而大多数人承担亏损成本的真实，看了让人非常震撼。《那儿》让“工人阶级”重新进入视野，表达了时代情绪潜在的、重要的方面，这个声音有一定代表性。但我并不主张把这部小说与“新左派”之类概念拉到一起。我只想从正面肯定它是说真话的文学，是敢于直面现实、深入历史、担当正义的文学，它对“玩文学”、“粉饰文学”等等不良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这篇小说的直露、说教和意念化倾向也是很明显的。

　　“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的文学现象

　　记者：近年来，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由他们中间的人创作的“打工文学”日渐活跃起来，也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你对此怎么看？同意这种提法吗？

　　雷达：“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激变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处延无限扩大化。没有限制，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都会失去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

　　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叫“平民文学”不就可以了吗？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属于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那么，“打工文学”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说“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定现象，它是应运而生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对“打工文学”作怎样的定义？它会在文学史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雷达：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但也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冲动，形成了“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打工文学”以打工者为主体，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他作家的参与，加盟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韧，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打工文学”既然在此背景下出现，由于涉及的人数多，提出的问题之突出尖锐，由它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极端复杂，它可说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把场景搬到了城里，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在今天的文坛上，它们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记者：“打工文学”是中国独有的吗？哪些作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达：我们知道，当年日本有过《啊，野麦岭》、《天国的车站》等，那也是“打工文学”。我印象中，中国近几年有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如《奔跑的火光》、《阿瑶》、《姐妹》、《谁先看见村庄》、《永远不说再见》、《我是真的热爱你》、《泥鳅》、《到城里去》、《谁家有女初长成》、《21大厦》等等。它们都为“打工文学”起了先导作用，或者提供了思路和资源。“打工文学”中目前最活跃的其实是打工诗歌，我看过一些，很动人。由于研究不多，不多谈了。

　　记者：从创作的角度看，你对“打工文学”的现状有什么看法，这些作品中有何问题？

　　雷达：目前，“打工文学”及其相关主题，在一些专业或半专业作家那里，是真实地描绘了打工族的血泪与悲欢、生存困境，以及城市想像、身份认同、性资源的被掠夺、政治要求等。事实上，这是无所不包的，几乎涉及中国所有问题。当前的写作，写打工者“惨遇”的比较多，贴近生计，如拖欠工资、身份歧视、某些外企资方的凌辱等。另一方面，写打工者“奇遇”的也比较多，脱离实际的多，想像之词多。我认为，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和自尊，道德的继承与重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等等。

　　文学究竟应该关怀谁？

　　记者：当前，大家对关怀困难群体谈得比较多，你怎样看文学关怀人的问题？

　　雷达：我感到，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我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生活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困难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或者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应该正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否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智慧、财富、成功，以及一套全新的生活价值观。还有，就是不能老拿旧眼光看人，对都市中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对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小资情调，不该一味责备，应该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可是，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可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有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还能叫现实主义吗，还是富有良知的文学吗？这里实际提出了文学究竟应该关怀谁、如何关怀等等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惟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既然“文学是人学”，它所有的观照对象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种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文学对每个对象都给予平均表现。马斯洛在论述人的欲望满足时，认为任何人都存在着五个层级的需要，从基本层次的生存需要依次递增到高级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因此，人在任何阶段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需要。但是，由于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他们对文学需要的轻重缓急也是不同的。在文学的生态园中，当哪一类人的需要与文学的矛盾更尖锐、更需要释放时，文学就应该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由于文学远离大众而导致日渐边缘化时，我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该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种方法的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