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44年前深圳初次开放（下）

　　短暂开放新鲜事多一波三折终被喊停

　　这一创举十多年后仍被提起，并最终促成深圳大开放

　　□本报记者尹安学

　　宝安县（即现在的深圳）与香港的贸易经历封锁，终于“放开”，一下子激起了当地群众的热情。1965年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宝安县自1961年8月28日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很多生产队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同时，出口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兑换香港货物，丰富生活。

　　困难时期一枝独秀

　　资料显示，由于当时国内物资严重缺乏，宝安县活跃的对外贸易，给全县群众带来大量的实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宝安不但基本上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还借粮给博罗、海丰、惠阳等地，同时推动了农业生产得以较快发展。

　　宝安县群众跨越280公里的边防线不再是难题，有人于是担心：群众出港后再也不回来。事实证明，这是多余的：1962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656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返回来，随后都陆续回来。不但如此，过去逃港的大批劳动力也回到宝安落户。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3099名外逃人员回来。群众不再偷渡，反而自觉组织起来维护边境安全。1961年9月至1962年5月，宝安群众自觉捕获了2554个外地企图偷渡的人员。

　　宝安的对外开放直接拉动了宝安的外汇增长。材料显示，仅宝安县委直接套取的外汇，从1961年至1964年6月止，共有港币52956元。由于群众经常来往香港，在边沿地区曾经一度公开流通港币。群众在市场上买卖农副产品使用港币，婚丧喜事送礼也用港币。与当时全国面临的经济困难相比，宝安呈现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

　　顶住压力再次开放

　　但宝安的开放一波三折。1961年11月3日，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魏今非致信宝安县委，指出边防生产队自行运出的产品品种过多，要求收缩“小额贸易”政策。信中指示，实行该政策的地区范围，只限于港九交界的边境线起20华里以内地区的居民；每人每次出入境携带的物品，以不超过2.5公斤和价值人民币5元为限，过境耕作的农民每人每月进出携带物品的次数最多不得超过五次，来往探亲访友的每户每月最多不超过五人次；准许运出的物品只限于禾草、烧柴、山草、木炭、糠头、牙灰、海沙、草绳等八种，其他土特产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应一律交国家收购，所得外汇应以换购生产资料为主，生活资料应限于20%的幅度以内……但是，宝安县委为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勇于顶住“左”的思想倾向，继续同意出口八种商品以外的产品。

　　1962年3月14日，广东正式规定，对宝安县过境耕作农民携带入境的物品，实行“三个五”的规定，即每月限五次，每次重量不超过五公斤，物品估值人民币五元以内的，免税放行。

　　宝安县的对外开放规模缩小。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4月10日－20日，宝安县再次召开边防工作会议，总结半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随后，在5月17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力陈对外开放的好处，甚至指出“三个五”的开放办法不尽合理，认为普通社员不可能每月去香港五次，蛇口、南头的村民赶到香港差旅费就要200多元，每次带价值五元的物品没有意义。宝安县再次提出要扩大开放力度。

　　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布置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宝安县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基本被叫停了下来。

　　上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湖桥的过关人流

　　“小开放”推动“大开放”

　　昙花一现的开放实践，使宝安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开放才有出路。即便在“文革”中奉行对外开放的原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等人遭遇批判，人们还是对那段开放历史念念不忘。1976年秋，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到莲塘、罗芳等边境农村参加劳动时，罗芳生产队长陈天乐等基层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改革开放。陈天乐还带着方苞走到深圳河边，让他看看宝安在香港的“插花地”荒芜情况。

　　陈天乐对当时的“封闭”政策十分不满。他说，新界农民养鱼养鸡种菜，在香港市场自由销售，一户年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我们在境外农田种水稻，还要运回境内交售公购粮，所得无几，劳动比他们繁重，收入却比他们少得多。这是境外土地丢荒的原因，也是社员外流香港屡禁不止的原因。

　　方苞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陈天乐说，要开放，恢复1961年对外开放的边境经济政策。

　　后来，宝安县委多次向前来检查的领导人如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等反映边境群众的强烈愿望，引起了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中央、省委不断派人前来调研考察。终于，在上级领导的口头答允下，1978年冬恢复农民过境耕作，宝安县的对外边贸活动也逐步恢复。随后，深圳开始对外开放。

　　深圳市史志办的詹延钦说，现在看来，1961年由宝安群众实践闯出来的那场“小开放”，直接影响了深圳后来的“大开放”，推动了我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完）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