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民教育负担沉重 教育成本家庭担多少?

　　多数农村家庭反映教育负担沉重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是在我国农村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农村家庭反映教育负担沉重，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项主要支出。为了满足孩子的教育消费，其他支 出项目只能压缩再压缩。

　　晚上８点，记者来到山东省潍坊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随机走进村民余艳真家时，看到她正一个人在灯下吃饭，饭碗里盛的是开水泡饼，桌上有一碗清炒萝卜。４４岁的余艳真没上过学，两个儿子却很争气，１８岁的大儿子上大学一年级，１７岁的小儿子上高中一年级。丈夫在外打工一年能挣３０００元，余艳真在家里种地，一年收入２０００元，全家年收入５０００元。余家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有年头了，唯一显眼的是，墙上贴满了两个孩子大大小小的奖状，这是全家最值得骄傲和展示的东西。

　　余艳真给记者算账说，大儿子今年开学拿走７０００多元，其中学费５０００多元，生活费１０００多元，小儿子上学交了２０００多元。多亏七大姑八大姨帮忙，才凑齐了这笔钱。她说，儿子考上大学，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要拿这么多钱，又愁得睡不着觉。 "农村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负担太重了。"

　　从余艳真家出来，月亮已爬上树梢。记者又来到同村村民赵秋香家，她家的情况稍好些，两个女儿一个在读初一、一个上小学一年级。她家有２．４亩地，主要种小麦、玉米和花生，还养了几头猪，丈夫在村委会当干部，一年工资３０００多元。但农资支出一年也得千把块钱，两个女儿每年杂费、书费也要１０００多元。"跟人家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人家比，自家的困难还差一些。"她说，"费改税以后，负担确实减轻了。现在负担主要是孩子上学费用。一年积攒两三千元，主要留给孩子上学用。"记者看到，赵秋香家的墙上，贴着一排大女儿的"三好学生"奖状。她说："农民家庭能负担孩子上学就不错了，别的什么也不敢想。"

　　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镇附近的一处农田里，记者看到五六位农民正在收获生姜。听到记者要采访教育问题，鲍庄村一位姓张的３９岁农民抢着跟记者算起账。他说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一年费用要３５００元，这里包括：学杂费２００元、书本费３００元／学期、取暖费５０元、试卷费一年２次、一次３０多元、中午饭费１００多元／月，等等。全家年收入一大半用在孩子身上。老张说："孩子上初中，使使劲还能应付，上高中如果差１分，就要拿６０００元择校费，一年不挣个万儿八千的上不起高中。"

　　５４岁的王大嫂围着绿围巾，她说自己家在青州，这是回娘家探亲帮忙。她一边割姜一边对记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初中毕业如果多拿些钱（择校费）能上学，但是家里拿不出，只好出去打工。１６岁的小儿子今年初中毕业，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只能像姐姐一样出去打工了。"两个孩子上学时，有时一年吃不上一次肉，只有过年时买点肉包顿饺子。"

　　三个城市家庭的三本教育支出账

　　年终岁末，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随机采访了高、中、低三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尽管三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同，但是教育消费都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教育投资，已经成为城乡家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对于教育投资的巨大预期，成为制约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一个门槛。

　　低保户：希望孩子上得起学

　　在济南繁华的泉城路北侧，有一条古老的芙蓉街。记者在一个狭窄的小院里遇到了４７岁的低保户马玉秋。提起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马玉秋说自己"愁得不得了"。她给记者算账说，丈夫患心肌梗塞，从工厂病休，一月３００多元钱，光吃药都不够，更没法出去找活干；她靠在街上摆摊挣点钱，一个月收入二三百元；另外，全家享受低保金２００多元，家庭月收入不足８００元。

　　"我们家最大的开销是儿子的上学费用，实在负担不起。" 马玉秋说，儿子初中一年级开学就交了１０００多元，初中二年级开学交了７００多元，另外，还有班费、卷子费、书费、报纸费、资料费等，一个月最少有一半时间要交钱，今天八元，明天十元，学校要就得交，手里没钱只能找街坊四邻筹借。

　　马玉秋儿子所在的中学位于济南的老城区，班上同学家里吃低保的有一半。马玉秋说："小学收费还可以承担，上初中就觉着困难，明年，儿子考不上高中就不上了，让他早点出去打工也好补贴家里。

　　工薪阶层：不买房子也要让孩子上好点的学校

　　在山东省商业学校读大二的乐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工薪家庭里。父亲在一家市级事业单位，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妈妈在药品企业当仓库保管员，月收入１０００元。

　　说起上学的费用，乐雯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小学属于就近入学，没花择校费就上了一所质量不错的学校。上初中时，择校花了４０００元。考高中时与自己理想的高中差５０分，择校交了２万元。目前，乐雯读大二，大学一年收学费３６００元，住宿费５００元，学制三年。

　　在乐雯的记忆里，从小学到高中，两笔共２.４万元的择校费几乎是最大的教育支出。为此，妈妈当年分的大房子都没有买，全家至今住在一套仅３０多平方米的简易楼房里。４６岁的妈妈王女士说，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孩子成绩不是很好，宁愿拿钱也要让孩子上更好一点的学校。上高中拿择校费，也是没办法的事。"当时说要交２万元，我的心里打了个颤。２万元不是个小数目。现在社会没学历不行，我们的收入还拿得起，就供吧。"她说。王女士说她并不心疼孩子上学花钱，只是担心孩子大学毕业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工作。

　　高收入家庭：花高价买最优质的教育

　　王群在山东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丈夫是私营业主，家庭年收入几十万元，是城市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在教育方面的花费却已不匪。王群对记者说，"我的想法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从上幼儿园起，王群就不断给孩子"择校"，收费一个高于一个，最后选定的一家民办幼儿园月交费７００元，当时是全市最高价。上小学前，王群为孩子考察了两三所学校，最后选定了一所离家很远的重点小学。要找关系不说，还交了１．８万元择校费，在当时也是全市最高价。她说，"中小学择校已经不是秘密，很平常。学校教学水平不同，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当然愿意让孩子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与校内教育相比，王群对教育的投入还有相当一部分花在了校外。她给记者算账说，女儿从３岁多就开始上各种培训班。这些支出主要有：故事班，４００元；美术班，５００元；舞蹈班，２０１０元；琵琶班，２０００多元；奥数班，６００元；英语培训班，１６００元；钢琴班，买琴１．７万元，一小时收费１００元，一周一次，刚开始学，还没有算总花费。另外，课外辅导书一年花费几百元。课外培训总花费近万元。王群说，"这么算起来，每年教育支出占全家总支出一半以上。就这一个孩子，不敢拿孩子上学的事马虎。多花点钱我们不在乎，只要能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

　　 一个农民家庭的教育账本

　　到了年末，农民陈茂国家的账本上又出现新的赤字，而这些欠款都是为儿子支付教育费用欠下的。与城市居民相比，教育负担对于像陈茂国这样靠种地、打工维生的农民来说，更是不能仅仅用"沉重"两个字来概括的。

　　日前，记者来到山东省临朐县一个偏远贫穷的村子。推开村民陈茂国家摇摇欲坠的木板门，只见满院的玉米。４５岁的陈茂国夫妇俩有三个儿子，分别是２１岁、１９岁、１７岁。提起孩子上学的事，陈茂国叹口气说，大儿子上了一年大学，花了１万多元，上不起，就退学了，前些日子到苏州打工，第一年当学徒没有工资。二儿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开学就交了将近９０００元，向亲戚朋友借了３０００元，又以家庭的名义向农信社贷了５０００元，才把这笔钱凑齐。三儿子上高中一年级，今年开学交了２０００多元，其中学杂费１３５０元，书费、材料费４８０元，最后交完钱只剩下５０元生活费。学校里的菜１．５元一份，经常是好几个同学买一份菜吃，有时就吃点咸菜。

　　平时陈茂国在外面打工，一年可以收入五六千元，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妻子在家养了２头猪，一年下２窝猪崽，能挣１０００元。种３亩地，一年收１０００多斤小麦、７００元，１０００多斤玉米、７００元，花生４００元，毛收入１８００元；除去化肥、地膜、农药、浇地等各种费用，净收入不到１０００元。全家总收入七八千元，为供孩子上学年年欠债，到目前为止，教育欠款达到２．５万元。

　　陈茂国拿出一个账本，上面记着这些年为供孩子上学所欠的账。他把每一笔欠款都记得清清楚楚，少的２００元，多的１０００元。陈茂国说，这几年学费越来越贵，２０００年，大儿子上高中一年３０００元就够了，杂费一学期３００元；２００２年，二儿子上高中一年４０００元；２００５年，三儿子上高中一年四五千元，杂费一学期６００元，伙食费也贵了。陈茂国说："现在两个孩子上学，一年需要１．５万元。挣的少，花的多，只能等孩子工作以后慢慢还账。没有钱真愁啊！"

　　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陈茂国夫妇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结婚时盖的３间房，孩子上学后，除添置了一台电视机以外，别的家什什么也没置办。陈妻穿着自己缝的方口布鞋，晚饭就吃辣椒就馒头，生活省得不能再省。陈妻对记者说，现在除了孩子上学，别的什么也顾不过来。平时自己种点菜，腌点咸菜，只有过年才吃肉，孩子从学校回来都舍不得吃顿肉。

　　陈妻说，三个儿子很争气，高中都没拿择校费，已经是花费最少的了。"从孩子上学起，全部责任都是自己担，希望政府对我们农民家庭有些资助。二儿子上大学，第一年拿不到助学贷款，只能以我的名义在农信社贷了５０００元，一个月利息６８元，还款压力很大。"

　　 教育成本:家庭应承担多少?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应该怎样分担？家庭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才合理？专家认为，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特点出发，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提供，非义务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

　　对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过大以及预期过高，是造成了我国当前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２００５年８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５０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下降，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３７．９％，较上季提高１．６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４．５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合作，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开始，在全国１２个省市选取了１万户城镇居民，对２００４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统计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负担的程度明显提高。要供养一个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要花掉近一半的家庭支出。课题组曾经对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的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在校生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２０００年有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６．９％，而２００４年小学和初中的这一比例分别是１２％和１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杜育红教授指出，近年来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农村，由于政府行为不到位，农民不得不承受了相当多的教育负担。相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来说，当前学费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说，农民教育负担已超过农民在其它方面的负担。如何减轻农民教育负担，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很快，一项调查显示，多受一年教育个人收入就增长１１％，这种现实促使家长都非常迫切地想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而我们作为一个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又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应努力保证每个孩子基本的教育权利，享受基本的教育服务，并且努力做到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减少择校的发生，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教育负担。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来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记者张晓晶、赵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