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战辉刘念友事迹表明民间道德资源被过度开发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一个贫困的在校大学生，12年来自强不息，在家庭屡遭变故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把“捡来”的妹妹一手养大并供其读书；一个贫困的山村教师，3年来背负着别人的误解甚至指责，独自下井挖煤，利用周末修路、跑摩的，将微薄的收入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2005年日历快要翻完的时候，中国属于洪战辉和刘念友这两个平凡的人，中国人用集体性的

感动向两位朴素的英雄致敬。

　　我想，这种感动，与对一般慈善行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会带着一种愉悦和欣赏的心情看待一般慈善行为，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者、受助者以及旁观者都会有一种和谐与轻松的互爱感，慈善是一种轻松的道德享受——而在洪战辉和刘念友大慈大爱的善行之下，我们的心情却如此沉重，慈善似乎背负着苦难的十字架，道德似乎披着一层悲情的暗色。

　　我们的神经被这样的反差刺痛:一个贫困的学生，本应是被救助的对象，却担当起救助别人的重担；一个遭遗弃的女婴，本应成长在社会保障的羽翼下，却要依赖“私力救济”；一个家庭负担过重、本应得到救助的贫困教师，在道德感和良心的驱使下，靠着下井挖煤的收入资助贫困生上学——弱者救助弱者的慈善，怎能不让人感到沉重？

　　别人有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公民德性，但一个健康的社会，救助困难民众首先应该是政府公共救济，政府用公共财政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网，最大程度地把弱者的生存保障纳入其中——不过再完美的公共救济也总会有漏洞，所以需要民间的道德自治，即社会自生自发的救助机制来消除困境。而一个和谐、健康的民间道德自救机制，应该是强者对弱者、富人对穷人的救助。

　　而现实是:一方面，政府公共救济的缺失，导致了对民间道德资源的过度依赖和过度开发，社会爱心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民间的道德自治中，强者对救助的道德淡漠，富人在慈善上的吝啬，又把慈善推给了弱者自身，结果中国的慈善事业很多时候成了“弱者救助弱者”的慈善。洪战辉供养“捡来”的妹妹，刘念友挖煤捐资助学，就是典型“弱者对弱者”的慈善。

　　从医疗到教育，从住房到救助，公共救济的缺失无处不在，这种缺位导致了对民间道德资源的过度开发，本应是辅助性的爱心救助，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道德强迫，过度开发对社会道德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献爱心”本来是一种主动、自由、愉悦的利他行为，在诸多苦难的“爱心呼唤”中，它内在的主动和自由已经被剥离，异化成为社会的一种精神负担。我想，洪战辉和刘念友的心灵在很多时候一定背负着这种负担。

　　可实际上，“爱心”所产生的救助能量是相当有限的，诉诸“献爱心”彻底消除现实中的苦难，根本不可能，这注定了“爱心救助”沉重与悲情的宿命。

　　民间道德自救虽然是辅助性的，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强者和富人承担起应该的道德责任，相信苦难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因为强者有救助弱者的经济能力和道德能力。可在社会爱心被过度开发之后，强者失德、企业寡税、富人吝捐的现实，再一次伤害了民间道德，弱者被推上了自救的道德烤架，弱者要靠自己抱成一团，才能抵抗冬天的寒冷。我想，洪战辉也罢，刘念友也罢，作为穷人的他们，对穷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自怜自爱的悲凉感。

　　弱者对弱者的慈善，感动中国的同时，更多是在考问着很多人的心。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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