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2005年官员问责加速迈向制度化

　　这体现了中国打造责任政府的决心，但分析人士认为“由谁来问责”的问题仍需解决

　　在中国最高环保官员因严重失职被免职数日后，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出台了一套行政监督制度，将重大决策失误、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利等34种情况纳入行政首长问责体系。

　　本月，与《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同时面世的，还有该市《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

　　深圳市监察局发言人黄伟坚表示，出台问责办法，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度，是用制度规范官员行政行为的巨大突破，在中国现有的纪律监督和法律监督之外开辟了第三条监督通道。

　　“行政首长问责制在赋予行政长官权力的同时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强化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增强行政长官的责任意识，同时加大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黄伟坚说。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继成为2004年的热点词语之后，“官员问责”以其制度化进程的加速，在2005年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而解振华则成为“官员问责”中的新闻人物。解振华是因松花江发生重大污染而引咎辞职的。他是2005年4月中国《公务员法》通过后，第一位依法辞职的部长级高官，也是继2003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2004年中石油掌门人马富才去职后，第四位被问责的省部级高官。舆论在为这位效力于中国环保事业23年的官员感到惋惜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主动问责的勇气，并认为，这一举动彰显了中国政府让所有行政机关都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决心。

　　一位小人物眼中的“问责制”

　　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被问责之时，一位来自中国西部的小人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着“问责”这一概念的热度。

　　重庆市彭水县桑拓镇农民罗彬一家经营从镇里到县城的客运生意。因彭桑公路严重损毁，他们的生意逐渐惨淡，曾一度暂停了客运业务。

　　因彭桑公路问题而导致的群众上访出行难、运输难事件不断发生，尽管彭水县政府为此进行了专门部署，但该公路一直改观不大。

　　2005年6月，按照重庆行政首长问责办法，彭水县交通局长秦盛成被停职。短短三个月内，彭水县交通局全面加大了公路整治力度，彭桑公路全面整治后验收达标。群众对整治结果感到十分满意后，交通局长秦盛成才于10月被恢复职位。

　　如今，罗彬一家又做起了客运生意，还准备再买一辆车跑货运。罗彬说：“原以为摊上这样的事只能自认倒霉。没有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我家的生意又好起来了。这都要感谢问责制。”

　　重庆市的问责办法于2004年7月出台，规定了18种问责情形七种追究责任，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官员问责制。一年多来，重庆市七次启动问责程序，问责49人，追究领导干部87人。

　　在重庆市率先“吃螃蟹”之后，浙江省创立了庸官问责制，吉林省桦甸市探索由党委对乡局级领导干部问责，四川省会成都市也于近期推出了类似的官员问责办法。

　　由谁来问责的问题需认真解决

　　在问责制度化于政府层面稳步推进的同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着力推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并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前者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而后者则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

　　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被认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肇端；而从接下来的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吉林中百商厦火灾等一系列事件的处理，以及之后各地对问责制度的确立和细化，问责制度化提速的脉络清晰可辨。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说，官员问责制是建设现代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官员问责制度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打造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然而，深圳市长许宗衡表示，在提高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官员问责制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进，还需要认真解决好问什么事的责、问什么官员的责、以及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 赵蔚 张琴 李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