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受贿济贫”的湖南临湘副市长余斌

　　本报特约记者 理非

　　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为受贿9.5万元，同时还有10万元违法所得，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和其他受贿案件不一样的是，余斌承认自己收过他人钱财，却证明其中的10余万元已

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余斌认为这部分钱不应被认定为受贿数额。案情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

　　日前，记者在湖南岳阳对余斌进行了专访。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头禅

　　接受专访时，余斌的精神状态似乎还不错。声音高、语速快、手势多。他说：“我是个个性很强的人。”

　　“据说，你收人钱物，总爱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两个‘民’，哪一个是人民？”记者的提问，从他的口头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开始。

　　“这句话，我主要是针对别人送的一些烟酒说的，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花钱买来的，反正单位接待客人也需要，是用于公务了嘛。”

　　“除了烟酒，收受贿赂时，你作为纪委书记应该知道这是犯罪呀。”

　　“对，我之所以去拿，是我认为这构不成刑法的处罚标准。基于纪检工作的常规操作，收受他人财物，只要用于公务等方面，而不是最终占有，我不认为这是犯罪，我查处别人的时候就是这么操作的，类似事件，都是组织处分。”

　　余斌的纪检工作经验打乱了他的法律思维，模糊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他说：“我的做法不值得提倡，现在这样做是为了以后不再这样做，可是，避免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希望这么干，但也只能这么干”

　　“作为纪检干部，以反贪为己任，你拿别人的东西心理上会不会‘咯噔’一下？”记者问。

　　“我不会。”

　　余斌的回答很干脆，“我的心里很泰然，因为地方财政困难，解决矛盾需要钱，有时几百元钱就可以平息纠纷，否则有可能引发大的不稳定。我们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副市长没有财政权，一年的办公费只有1万元，其他的要找其他单位化缘。我不愿给下级单位加重负担，找上级伸手要钱也很困难，但我发现我主管的基建工程招投标的利润空间很大，老板们主动送，我就收下，但不占有，而是解决实际问题。”

　　“可是，这样做不但违法，弊端也不少，你想到没有？”

　　“这样做有利有弊……”

　　“那利是什么？弊又是什么呢？”记者追问。

　　“利就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对大家有利，弊就是对我有影响，担风险，当然对

　　“拿老板的钱，能不为人家办事吗？”记者与他一起分析利弊。

　　“收了钱，我不会违反原则，我当然知道这些老板送钱来的目的。钱，你愿意给的，好！放这里吧，但我不承诺帮你办事，招标还要按规定办。项目经理把钱送上门来，要是收了，对他不存在伤害，这些钱本身就是他从社会多拿的，况且，只要我不占为己有，那就应该不是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

　　“收钱不办事”的原则

　　余斌强调自己“收钱不办事”的原则，而事实上，法院认定的行贿事实中，老板们还是享受到了他的照顾。

　　“那你有没有想过，拿了别人的钱会对国家机关的廉洁性造成损失？”

　　“如果把握得好，对国家也不会有损失，我这样做，利大于弊，这是我惟一的现实选择。”

　　“按你的说法，既然利大于弊，那就多多益善，你再加把劲儿，多收些钱，弄几百万，也好多搞些扶贫。”记者说。

　　“这种做法不能号召，别人送可以，你不能强迫，不是多多益善，要把握度。”余斌说到“度”，颇有辩证法的味道。

　　“那你觉得你把握好‘度’了吗？”。

　　余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的做法不值得提倡，现在这样做是为了以后不再这样做，可是，避免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希望这么干，但也只能这么干。”

　　“有人说，你很年轻，大搞扶贫是哗众取宠、笼络人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求仕途？”记者提了个单刀直入的问题。

　　“我的副市长是选举上的，我没有拿一分钱送领导，受贿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仕途。我有同学、朋友，私交都很好，我扶贫做事是希望别人能把我记住，谁能说为人做事不希望别人记住你、感激你呢？”

　　一个公社党委委员的仕途

　　余斌仕途之路开始于1984年初，那一年，23岁的他成为公社党委委员。

　　随后，余斌的仕途一帆风顺。1986年初调入县纪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1992年初，出任城南乡党委书记。1995年，升任县纪委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初，任临湘市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2001年4月，任临湘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2002年12月6日，当选临湘市副市长。

　　这一切持续到2004年7月9日。

　　9日晚，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找到时任临湘市副市长的余斌“谈话”，余斌把自己与他人的一切“经济往来”主动作了如实交代。7月16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余斌“涉嫌受贿”，对其刑事拘留。7月30日，余斌被逮捕。

　　2004年10月22日，根据岳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指定，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余斌收受贿赂22.5万元。11月25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12月23日，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余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以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余斌也以“不应领刑”为由提出了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

　　法庭上被宣扬的“纪检经验”

　　主审副市长“受贿济贫”案的审判长陈勇接受了记者专访。

　　陈勇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斌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临湘市建筑安装总公司项目经理钟希金、李建波以及王某、李某等人贿赂，共计22.5万元。

　　被告人余斌辩解认为，其中收受钟希金的现金应为8.5万元，而不是11.5万元；收受李某、王某各5万元，但因没有帮其牟利，不能构成受贿；所收的财物中有14.72万元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不应该作为受贿数额认定。法庭在认真核实证据的基础上，最后认定余斌收受钟希金、李建波等人贿赂总计人民币9.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是以严格的证据核查为基础的，认定数额不会因为法律之外的原因扩大或缩小。”陈勇说。

　　此案开庭时，余斌提出自己所收的财物中有14.72万元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不应该作为受贿数额认定。他还现身说法，讲他在其纪检监察工作中“查处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只要别人不最终占有，就不算是受贿。”

　　陈勇认为，余斌的这套“纪检监察经验”是错误的，更不符合立法和司法本意，受贿款的去向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依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余斌受贿9.5万元，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由于余斌在检察机关找他“谈话”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一切“经济往来”，法庭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依据法律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而且，确有证据证明余斌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和公务开支，作为量刑情节，可以酌情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法庭最终裁定可以对被告人余斌减轻处罚，在法定刑五年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余斌所犯之罪为职务犯罪，现其职务已被罢免，失去了再次职务犯罪的条件，判处缓刑不至于危害社会，故法院判处缓期五年执行。二审法院作出裁定维持这样的判决结果，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于法于理都是恰当的，被告人“不应领刑”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

　　官员道德底线何以一低再低

　　余斌官至副市长,法律知识丰富，但他不愿意做“捉襟见肘”的穷市长，最终选择了“受贿济贫”。就算是“为民受贿”，用犯法的手段完成父母官的职责，亦不可取。

　　余斌在纪委工作过，难道连受贿是犯法都不知道？这是为了民众利益赴汤蹈火牺牲个人利益呢，还是备下了“后路”？“为民”的方式有很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便是一种，老百姓不需要官员通过受贿的方式来为自己“服务”，把黑钱用于扶贫事业，同样是对扶贫事业的玷污。

　　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应依法为民造福，任何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绝不能以非常手段解决。法治社会，公众需要的是依法行政、良性运行的政府机构，恪尽职守、遵纪守法的人民公仆，绝不是剑走偏锋的另类“贪官”。

　　这种贪贿行为的变异性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方面，它和传统的贪贿行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不该收的钱物，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又极具欺骗性，对它处理不坚决，还会引发诸如沽名钓誉等一系列的社会丑恶现象；同时，还会诱导行贿人变通办法行贿，增加社会腐败的途径。

　　从情感层面看，余斌的确与那些贪得无厌、狂揽钱财、大肆挥霍、生活腐化的贪官不同。有人说，当人们习惯了既贪又腐的社会风气后，道德的底线已是越来越低，突然面对一个“良知尚存”的受贿人，心理层面顿时感觉乱了套。如果再考虑到社会所存在的“劫富济贫”和其他伪善心理，余斌的行为确实让部分人感到无所适从。

　　公众对受贿者表示了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法律的至高地位让位于济困的事实情感，这说明什么？一方面，这说明人们的法制意识还很薄弱，不能区分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两个概念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把认同好官的底线放得太低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