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后遗症患者：活着就是幸福

　　第一次见郑渝娜，蔡文仪大夫吓了一大跳，因为印象太过深刻，这日子就在她脑子里刻了下来，时隔两年多之后仍能脱口而出，“2003年11月1日！”

　　那天气温并不低，郑渝娜却紧紧裹着件羽绒服，头发像把草，看上去好像有60岁。

　　“我心想，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上一线啊！”

　　后来她看到郑的军官证，受了更大的惊吓，军官证上的郑神采奕奕，比她所见的要瘦一大圈，并且当年只有四十出头。“她一下子老成那样，都是因为非典。”

　　郑渝娜，解放军301医院原护士长，在转移患者的过程中感染上非典。她在医院整整住了99天，每天往体内注射的大量激素使她留存了生命，也造成周身多发性骨坏死，“变成了一个玻璃人，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瘫痪”。

　　生活的链条就此中断。两年来，医院从她的工作场所变成了治疗场所，她从一个护理者变成了被看护者。

　　和郑渝娜一样，42岁的卢志坚在2003年春也跟死神打了个照面。非典治愈三个月后，他的身体完全康复。然而，在平安无事生活了两年后，今年9月，他在走路时突感左腿内侧疼痛，之后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

　　经朋友介绍，卢志坚辗转来到郑渝娜就诊的医院，在这所位于北京昌平的专科医院里，先后来过十多个非典后遗症患者。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的后遗症患者就治于北京城内多家医院。

　　脆弱和敏感

　　骨股头缺血性坏死治疗乃世界性骨科难题，医学界的说法是“重大慢性疑难病症”，2003年以来由于非典患者“激素相关骨坏死”，国家将相关课题列入“863计划”，在临床研究上已经取得一定突破。然而对于郑渝娜、卢志坚这些患者而言，治疗仍是一条漫漫长路。

　　2005年11月30日，郑渝娜住院两年有余，卢志坚入院治疗第一天。蔡文仪是两人所在病区的主任医师。

　　在这家以中医治疗为特色，药丸、药浴、离子导入是主要治疗手段的医院里，并没有常规医院浓重的消毒水味道，楼道涂成淡粉色，墙上的像框里一个个病友都笑眯眯的。

　　卢志坚的心情因此放松了很多，自9月疼痛开始，他便在城内四处问诊，去了四五家医院，“主要就是了解现有的治疗方法。”

　　他最终选择中医保守治疗，来之前跟这里的病友也聊过，说效果还不错，“就是疗效较慢”。

　　他语调平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做完了药物离子导入，躺在床上看NBA，看姚明跑啊、扣啊，他微笑着拿着遥控器，“我以前也很喜欢打球的，每星期都要跟同事订块场地打羽毛球，得病之后，医生说了，我不能负重，也不能大运动量活动，这些爱好都没有了。”

　　郑渝娜在非典之前是单位的骨干，正准备提副高，职称英语考试、专业论文发表各项都已经完成，一场非典下来，她没有了健康，失去了一切。

　　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提高生活质量”。对她而言，作为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心翼翼呵护自己身体的人，而非病人存在，就是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高。

　　她坐卧行走都不能太长时间，坐半个小时骨头会僵，要慢慢起来活动，动作大了也有危险，因为全身骨骼都非常脆弱。尽管与两年前比已有很大好转，但像普通人那样随意活动已几乎不可能。

　　因为还是现役军人，郑不方便接受采访。她笑声朗朗地推荐记者找蔡大夫聊，“我的情况她都了解，这两年我俩早成朋友了”。

　　因为“用情太深”，蔡文仪一说到她就变得很“文艺”，总爱用四个字的词儿。说她刚来时的病容———“饱经风霜”；说她治疗一个月后腿从僵直变得灵活———“欣喜若狂”；说她本人与军官证照片的对比———“判若两人”；说到她治疗后的状况时，终于不能再这样言简意赅，兴奋痛快的东北话冲了出来，“哎呀，那头发油黑油黑的，什么都好起来了，你瞅，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吧！”

　　“刚来时，从病床到卫生间走三步就可以到，但她连这都不行。现在，身体情况都恢复了，不过心理还是会波动。这个很正常，我们都能理解。她说自己变得脆弱了，以前风风火火的一个人，现在多愁善感的，看个电视随便有点煽情的，她就跟着掉眼泪……”

　　生死就在一口气上

　　卢志坚决定在住院期间多吃。午饭他订了4两，晚饭他要吃半斤饺子，他说自己在地安门医院治疗非典时也是这样，“必须吃啊，不吃，怎么有体力呢！”

　　非典患者治愈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不过五分之一，卢志坚不仅重新工作，还升了职，现在已经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主管生产。医院发给他一副拐杖，要他必须拄着拐杖慢慢走，这让前一天还自己开着车来医院办入院手续的他觉得有点突然，“在医院就听医生的吧，在单位我肯定不会拄着拐杖去上班的”。

　　楼下晒太阳的病友瞅一眼他的拐杖就知道他刚来，“瞧那拐多亮啊！来了就别着急，慢慢治吧！”

　　他是那种认真要强的人，小时候吃了不少苦。6岁就跟着父母支援三线，来到四川攀枝花，“那时候的农民真穷，招待客人时没有菜，就煮一碗面条当菜下饭”。父母都是医生，轮流进山下医疗队。他跟着哥哥像农村孩子一样长大，种地扒煤什么都做。

　　“那个时候才苦呢，现在这些都不算什么。”问他怨不怨老天对他不公，得了非典不算还落下骨坏死。他还是微笑，“抱怨有什么用呢，慢慢治呗。”

　　活着就是幸福！这话他以前听人说过，自己现在算是亲身体验过了。

　　2003年5月11日中午，他被转到重症监护室，连诀别短信都给妻子发了，气都喘不上来，像溺水一样，“太难受了，我自己都差点跟医生说，‘算了，您别救我了！’”郑渝娜的家人那时也收到了病危通知书，“生死就在一口气上！”

　　36个小时之后，他们挺过来了，卢志坚给妻子发短信，“我胜利了！”

　　卢志坚的妻子跟他是同一所大学的，“算是师妹，不过大学里不认识，毕业之后才认识的”。两人感情一直很好，生病后他还常常在家做饭，他想多挣些钱，让妻子、孩子过得更好。“两年后，孩子该读高中了，那时候我的病也该治好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活得正吃劲儿。他承认自己太认真，怎么也不肯因为生病在工作上减弱半分。得非典之前，公司的小伙子跟他一起出差，回来都抱怨太累了，“卢经理走路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非典之后，每天晚上他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体力确实不如以前了”。

　　“也不可能去运动了，原来打羽毛球、游泳、爬山，现在都不可能了，其实还是很想去玩。旅游也不行了，原来每到‘五一’、‘十一’都要开车出去玩的，今年‘十一’哪儿也没去，就在家歇着。”

　　这样的生活几乎是所有非典患者的翻版，灾难过后，活着，就要忍耐承受。

　　“不过还是得说自己是幸运的。是吧，咱毕竟活下来了，还能看到亲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下午3点，阳光把治疗室晒得热热的，卢志坚肩膀上搭条毛巾准备去药浴，郑渝娜照例去学手工编织。

　　再过几天就是周末了，病情稳定的病人，周末都可以回家。几个女人在下午的治疗时间欢快地讨论着周五晚上如何回家，因为骨质疏松，她们很怕颠簸，不敢去挤公共汽车，10元钱一位的自备车是较为理想的选择。“都是桑塔纳什么的，车好，可以直接坐到积水潭地铁口，家里人上那儿接就行了。”

　　“其实回家也不能上哪儿去玩，但一家人在一起做个饭，看个电视，都挺幸福的。”女人们七嘴八舌交换着厨房心得时，卢志坚在氤氲的药浴桶里眯上了眼睛。这个时刻，病痛稍远，希望渐近，他，还有她们，都还是幸福的。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