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说百年电影

　　100岁的刘纬纶见记者进门，忙放下笔，摊开的黑皮硬抄本上，赫然写着“胡蝶”、“阮玲玉”。摘下黑框老花镜，这位百年电影的同龄人舒了口气：“我在记一些人、一些事，难得，中国电影100年了！”

　　100年了，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在上海；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在上海；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有声片、第一部动画长片……上海，见证着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今天，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将隆重举行“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大型座谈会，共话上海几代电影人的不懈追求与中国电影的未来展望。而在这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听听，几位百岁老人关于中国电影那段最初的记忆。

　　以之纪念，并记录———这座中国电影发祥的城市。

　　冯秀菊，女，家住乌鲁木齐路，100岁。短发，瘦小，采访末了用电子琴弹唱《东方红》。

　　刘纬纶，男，家住凌云街道，100岁。微颤着手写下所崇拜美国演员的名字“GaryCooper”。

　　刘三宝，女，家住常德路，102岁。与她的3个子女一起，向记者讲述他们的电影记忆。

　　李湘琴，女，家住延安中路，103岁。甚少皱纹，答应记者春暖花开时一道看电影。

　　新奇起步：铁皮屋子放电影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诞生。北京的丰泰照相馆里，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演了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着戏装、和鼓点，髯口一甩，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片子拿到前门大观楼放映，万人空巷。

　　“那一年，我刚出世。”百岁老人冯秀菊白发齐整卡在耳后，手抱热水袋，笑呵呵端坐在八仙桌边。桌上，是老人事先摆满的饼干糖果。

　　早在她出生前9年，在1896年8月11日的上海，中国人已经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那一天，就在她出生的虹口区，在如今天潼路814弄的当年一家茶楼“徐园又一村”里，一位丝绸商人放映的“西洋影戏”，把正在喝茶、嗑瓜子的看客们全震住了。活灵活现的外国皇帝驾车出游、印度艺人执棍跳舞的镜头，让看惯唱戏杂耍的人们，纷纷惊奇瞪大了眼。

　　1895年刚刚在地球诞生的电影，一年后就在上海进入中国。

　　可这是在茶楼里。

　　冯秀菊3岁，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在她家附近的海宁路乍浦路口建立：西班牙商人雷玛斯租借该处溜冰场，铁皮屋子放电影，取名“虹口活动影戏园”。

　　冯秀菊4岁，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成立。

　　冯秀菊8岁，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上映。有趣的是，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所谓的“难夫难妻”，其实都是男的。

　　今年102岁的刘三宝，就在那几年看了平生第一场电影，那种新奇至今难忘：“第一次看到真人在银幕里动，有意思……”

　　百年难忘的新奇中，在上海，中国电影起步了。

　　黄金时代：挤上屋顶看电影

　　1933年，第一位“电影皇后”诞生。胡蝶以21334票获胜，领先亚军陈玉梅一半有余，而季军阮玲玉只7290票。颁奖礼上，胡蝶唱了一曲专门创作的新歌：“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随后手托礼帽现场募捐。

　　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刘三宝老人至今记得，她现年78岁的三儿子高裕发小时候对一部影片的痴迷。高裕发笑着接过话头：“那时流行《火烧红莲寺》，我们小伙伴常模仿那些武林高手，手掌一摊开，发一记掌心雷；手指一并拢，发出一支箭。西海影院每天连放四五场，还老是客满，所以就有黄牛了。有人买不到票子，就爬到屋顶上去看……”

　　这样的轰动，决非鲜见。今年100岁的刘纬纶，是上海首家华商眼镜店“精益眼镜公司”老板的长子，除了唱京戏，就爱看电影：“头一次是在大光明，片名不记得了，只记得观众秩序很好，看电影时都没鼓掌。你知道，看京戏作兴拍手的。”

　　当年家住威海路的刘纬纶，对附近影院如数家珍：大华、平安、卡尔登……最喜欢的大光明，“很气派，台阶铺地毯，靠背椅近千张，铺着软垫子。后来还装了耳机，能听对白的同步翻译。”

　　这比起最早的那座“铁皮屋子”，简直是一日千里。

　　而在数量上，华裔学者李欧梵在“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1927年报告中发现：当时中国106家电影院分布18座大城市，而上海一城独占26家，近四分之一。

　　影片的拍摄也突飞猛进：1928年的上海，中国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上映，一拍就是18集，烧起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热；1931年的上海，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公映，仅比世界首部晚5年；1933年，《姊妹花》在上海连映60多天；1934年，《渔光曲》又映84天……

　　“对了，那时上海就有通宵电影啦，年轻人谈恋爱的好地方。”刘纬纶笑出了声：“每天晚上8点多开场，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结束，几部片子轮流放，观众可随进随出，正适合谈朋友。”

　　电影的黄金时代，明星的家喻户晓。刘纬纶脱口而出：“茶叶大王唐季珊就是捧阮玲玉的嘛。”而刘三宝家穿一条弄堂，走5分钟路，就是当年大明星住的“沁园村9号”。

　　当时崇拜外国明星的刘纬纶清楚记得，上世纪30年代卓别林来过上海。“我在报上看到的。”和卓别林一样，1936年，几位好莱坞明星接踵访沪，都是为了这个当时名副其实的东方好莱坞。

　　光荣一页：国歌唱响在电影

　　1949年，《乌鸦与麻雀》在上海诞生。影片中，一群孩子在阳台唱童谣：“当汉奸，住二楼……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

　　刘三宝老太太15岁第一次看电影，是咬了牙下的“狠心”。

　　“一张票要30个铜板，太贵了。我那时在丝厂当缫丝工，这是两天的工钱！”

　　刘三宝去的还只是卡德大戏院，在当时算便宜的。冯秀菊有个开钱庄的父亲，当年也只偶尔去票价较低的万国大戏院看电影。

　　那个时代的电影，还是“奢侈品”，远非普通百姓能享受。

　　那个时代的电影，还“太不替中国人打算”。

　　———1925年，中国电影业最早的“霸主”明星影片公司自办“中央大戏院”，大放国产片。开幕宣言称：“上海影戏院也不少，再添有何必要？有，有，我们不愿意给外国人操纵电影太过。”

　　一年后，中华、平安两家电影院，也以“提倡国产电影”为标榜了。

　　刘纬纶记得：“很快，大光明也不再只放外国电影了。”

　　头戴藏青色绒帽，特别怕冷的百岁老人李湘琴偎着被，短暂采访中一句强调：“我就喜欢看中国电影，比外国的好看！”

　　的确，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不但很早就有了电影产业的繁荣，还很早就以关注民生、紧跟时代的现实主义电影观，为中国电影写下华丽开章。如1937年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讲述平民命运；如同年热映的《十字街头》，赵丹演的“老赵”与朋友共赴抗日前线；如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居然也有一句抗日标语———“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当然还有，1935年的《风云儿女》，第一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今天的国歌。

　　中国电影在上海，写下光荣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刘三宝6个子女开始频繁出入影院。“便宜，那时平安电影院早场票价才5分钱。”5分钱的电影，余秋雨少年时也在上海的黄浦剧场看过，看了后“有震撼的感觉……人完全是晕了一样出了电影院。”

　　电影，开始真正走进人民大众，走向火热繁荣。在上海，1950年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创刊，首印1000本一抢而光，上世纪80年代时销量最高近千万。

　　冯秀菊最近一次看电影，看的是《邓小平》，就在两年前。

　　权威访谈百年热爱是电影

　　李少白，74岁，中国首位研究电影的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57年成为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今中国电影家协会）唯一在编研究人员。

　　记者：您觉得，上海在中国电影百年中究竟有怎样的地位？

　　李少白：我们编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可以说，写的就是上海电影。一部上海电影史，告诉我们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有钱人收藏的珍贵文物和稀世艺术品到大众观赏，这是一段不断将外来艺术本土化改造并参与时代进步的历史。

　　记者：中国电影这百年，是如何参与时代进步的？

　　李少白：上世纪20年代，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电影的主旋律是揭露旧社会和提倡个性解放。到上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加剧，《十字街头》等影片，结合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大众生活的人文关怀和艺术革新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激情表达“人民当家作主”，而今天，多元化的中国电影正以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记者：在崔永元看来，对电影百年最好的致敬方式是思考，是警醒，是要向哪个方向去。

　　李少白：电影诞生以来从未离开过市场，离开过经营。但重视市场的同时，一定要兼顾文化品位及现实意义。只是玩科技、求景观，那是幼稚的。电影是一门造梦的艺术，更应是反映生活、自然、人文的，不应偏颇。高兴的是，上世纪末中国电影刚摆脱经济体制转轨的阵痛，我认为，希望之光已经露出。

　　记者：陈凯歌有句话说得好，我对电影仍然充满信心，理由仅仅在于，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

　　李少白：对，走过一个百年了，电影对于人类，是一个好东西。

　　链接沪上老影院一览

　　“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 南京西路216号 1928年首映，当时上海最高档最大影院，11年票房全国第一。

　　上海音乐厅 延安东路523号 前身为南京大戏院，1930年首映，1959年改名时还兼映电影。

　　国泰电影院 淮海中路870号 1932年元旦开张，广告词：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

　　国际电影院 海宁路330号 建于1932年，鲁迅携亲友多次光顾。

　　黄浦剧场 北京东路780号 1934年开幕，为《风云儿女》首映地。

　　本报记者 林环 实习生 陶邢莹 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