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新命：余敦康先生谈易学中的和谐智慧

　　在近日开班的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余敦康研究员为四十多位学员做了“国学的核心价值”的讲座。他指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谐，国学的核心价值也在于和谐。在余先生今年出版的《易学三书》之一的《易学今昔》（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中，他围绕《周易》的“太和”这一核心思想展开论述，认为和谐是《周易》的主旨，易道中的和谐意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周易》的智慧的主体。在倾听余先生的讲座之余，记者就易学中的和谐智慧这一主题与余先生做了一番恳

谈。

　　记者：您在《易学今昔》中列一专题：“《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怎样理解《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

　　余：《周易》的思想模式是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早在先秦时期，这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易传》的思想体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易传》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而展开的。这是一个合天人、通物我的命题，是自然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易传》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集中体现在这个命题之中。这在先秦思想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但是，这个命题显然是对儒、道两家的综合总结。《系辞下》指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对先秦各家思想的这个总的看法，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对天人整体的外延与内涵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个“道”可以分开来说，有天道、地道、人道，包括了自然与社会和谐两个方面。如果合起来说，这个命题所表述的就是天与人的整体和谐，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就是中国思想所普遍追求的那种由是而之焉的道，既有理智的了解，也有情感的满足，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

　　记者：《周易》中的天人整体和谐的思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太和”，认为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上，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您在《易学今昔》这本书中所精辟论述的是否可以说就是天人关系的整体和谐思想？

　　余：就易道的价值理想而言，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乾卦·彖传》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先秦各家中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易道致力于追求一个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人和谐的理想，也就是《易传》的思想体系中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易传》自觉地接上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头，融汇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

　　《易传》的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就天地万物的变化而言，阴阳、刚柔两大对立的势力相反相成。在相互推移激荡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消息盈虚”的趋势，称之为“天行”。照《周易》看来，人类社会可以遵循“天行”的规律，谋求一种社会和谐，这就叫“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是说，根据对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来谋求人间社会的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但是，就阴阳这两大势力的本性而言，既有统一的一面（和谐），也有斗争的一面（不和谐）。由于现实处境在阴阳不测规律的支配下，有时和谐，有时冲突，如果斗争、冲突的一面占了上风，就破坏了和谐；就社会来说，则造成了秩序的混乱。所以《易传》强调指出，《周易》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易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易传》的和谐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经纶天下、建功立业的实践精神，力求克服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符合于理想。《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是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的。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对《周易》所蕴含的政治智慧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

　　记者：道家也有“和”的思想，如《庄子》有“游心于德之和”句，后人注解说此句为庄子之要道。那么怎样理解道家之和与《易传》“太和”的关系呢？

　　余：“保合太和”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太和”汲取了儒、道两家的和谐思想。儒家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于追求天与人的自然和谐。《易传》的“太和”观是儒、道两家和谐思想的整合与提升。就“元亨利贞”所表述的自然和谐而言，是与道家的思想相通的，但又与道家大不相同，它力求把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既要关乎天文，也要关乎人文，随时随地从自然的和谐中探寻其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谋划社会和谐。因此，《周易》重视发挥“自强不息”的奋发有为精神，不同于道家那种强调无为的思想。

　　历代易学家都十分重视对《周易》的太和思想的研究。如在汉易中，京氏易与《易纬》也是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以及追求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魏晋易学在玄学思潮中，把传统的天人之际的问题转化成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宋代伊川易学把秩序与和谐的结合称之为“保合太和”，所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程颐认为差异与统一、秩序与和谐的完美结合，谓之太和。太和即最高的和谐。

　　记者：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就全球范围而言，有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有各个地区之间的冲突。就一个国家的内部而言，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易学中的和谐思想对我们解决这些冲突一定会有独特的贡献。

　　余：是的。人类社会毕竟是人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家园，在一个无休止的争吵的家园中长期生活而怡然自得是难以想象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许多个性，也有许多共性。生活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人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当今世界也常常会遇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各种人际关系理顺，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来抑制和根除各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回温一下《周易》的太和思想，激发更多的人们追求最完美的和谐，共同谋划一种如同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的社会发展前景，或许是有益的。

　　记者：您在书中专门列有“漫谈《周易》的智慧”专题，指出《周易》的智慧就在于“涉世妙用”，具有强烈的实践可能，是一种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理论。在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听您讲《周易》的，都是企业界、管理界的人士。在易学的层面讲管理，对他们有怎样的启迪？

　　余：《周易》与现代的控制论、协同学息息相通，把价值理性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是《周易》管理哲学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所谓管理行为，其实质含义也就是尽可能地在阴阳之分与阴阳之合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对组织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周易》根据这个思想设计了许多理想的模型。易学管理思想的本质所在，是指导人们自觉地迁善改过。作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生活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把易学用于现代的经营管理，关键在于发掘主体意识，联系到现代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去“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大致说来，《周易》作为古代的一部关于决策管理的专著，对现代经营管理的指导作用可以从五个方面去深入发掘：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自身的修养原则。

　　记者：孔子说“学《易》，可以无大过”，博大精深的易学确实给我们许多智慧之道。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