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加强他律是监督的关键——关于贪官忏悔的深层思考之五

　　“我是倒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啊！”这是广东省普宁市原市委书记丁伟斌案发后发出的感慨。他曾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好干部。上任之初，面对基层干部行贿送礼，他或者当场拒收、事后退回，或者上缴组织，各种办法都用过，但无济于事。后来，“识时务”的他开始“适应环境”，最终没能逃脱腐败犯罪的下场。

　　通过解剖那些被称为“两面人”的贪官，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和担任领

导职务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信誓旦旦表示要廉洁自律，也曾扎扎实实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实事，确有不少人取得过骄人成绩，然而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他们最终没能经受住考验，成为不折不扣的贪官。在此，我们必须反思一点，为什么层层监督防线屡次失守？我们的监督机制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坚信“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议会立法、群众结社、政党竞选，不少措施都是为了控权、制权，防止权力腐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习惯了“相信组织、相信政府”，“忠君”和感恩心态进一步使这种信任异化为对领导干部个人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我没有理由说好或不好。但是，确有一些领导干部把这种信任当做逃避监督的资本和用以谋取私利的可乘之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剖析当前用人制度存在的弊端时曾说：“现在选拔干部，都要感谢党，感谢组织。但落实到一个地方，书记就成了党和组织的代表。因此，感谢党，感谢组织，就变成了感谢书记，书记拥有人事最终决定权。用人机制不变，谁来当书记都会有和我一样的结果。”

　　没有权力时希望掌握权力，有了权力又身不由己。这是不少贪官身陷囹圄后发出的感叹和哀怨。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张昆桐上任之际曾信誓旦旦地向省委领导表态：“我要记取前任厅长曾锦城腐败犯罪的教训，把高速公路修成廉政路。”据说，在他就任厅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召开过３０多次全厅干部会议，每次会上都要大讲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不幸又被“糖弹”击中。有人曾经形容“权力之门就是鬼门关”，在权力寻租有机可乘的地方，在“理性人”当家的时代，哪里有权力，腐败就会向哪里进攻；哪里有“租金”，哪里就有滋生腐败的土壤。当权者的自律难能可贵，但自律必须有他律支持，缺少他律支持的自律是靠不住的。

　　现在很多单位和领导干部喜欢自身监督。每当谈到加强监督问题时总是率先想到或启动自身监督，忽视甚至有意封闭和排斥来自权力体系之外的异体监督和他律。其潜台词无非是，自律和自身监督，处在权力体系顶端的领导及领导集体好控制，问题可以限制在本单位、本系统处理，信息可以封锁在能够控制的范围，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领导可以说了算。对外说是“家丑不可外扬”，维护本单位的集体形象；私下里说，有关领导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引火烧身”。不是吗？我们讲监督讲了很多年，很多贪官在台上都曾夸下海口，大谈接受监督，而实际上又有多少贪官真正把自己摆在了受监督的位置，或者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进行监督？大的方面不说，仅就１９８６年开展财政物价审计大检查以来，年年检查，年年发文要求清理单位“小金库”，可年年都能发现大量违法设立的“小金库”存在。从１９８６年的２０多亿元到现在的２０００多亿元，“小金库”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小金库”在不少地方成为普遍现象，这样的监督又有多大价值呢？！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这么大也就没有人能监督得了啦！”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形容现在的监督机制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在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眼里，监督只是对下级而言的。马德被查处后，反思现行的监督体制说：“下面现有的领导要有问题的话，纪委也得通过我。我这把‘伞’不倒，就不能让我下面的干部挨晒。”事实上，２００４年４月，马德这把“伞”倒下后，人们震惊地发现，“伞”下居然有如此之多难以晒到太阳的人和事。

　　总结近年来查办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在一切权力被滥用的地方，必然存在着监督意识不强和监督不力、不到位的问题。而缺乏他律的监督必然是不完善的监督，是缺乏力度的监督。重视和加强他律应当成为监督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

　　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 杨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