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短命纯属谬论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记者王思海 李江涛）“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５３．３４岁，比全国人均期望寿命低１０岁。”几年前的这份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时隔７年，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又在１１月份在京召开的一次论坛上提出的发言，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知识分子短命的言论究竟是否属实，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

查。

　　“短命论”缘出何处

　　“中国知识分子比普通人短命１０岁，这是一份震撼国人的死亡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院院长翟振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翟振武介绍了这个结论得出的来龙出脉：１９９８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多家报纸转载这份报告。

　　他介绍说，该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７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８个单位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五年时间内共１３４名死亡人口资料，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５３．３４岁，低于北京１９９０年人均期望寿命７３岁，比１０年前调查的５８．５２岁也低出了５．１８岁”。

　　对于这个结论，媒体争相广泛报道与评论。如《羊城晚报》报道说“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精神压力，‘三座大山’令知识分子不堪重负。最新的调查发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１０年前下降了５岁，仅为５３岁，比全国平均寿命则低１７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４５～５５岁”，甚至连国外媒体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中年高级知识分子早逝阴霾”。

　　正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使这个结论从学者的个体研究上升到社会的普遍认知，乃至政府部门领导都对此予以认同。

　　课题组调研结论不同

　　近年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２００４年７月，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课题组，进行“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调查”。

　　翟振武负责这个课题组的调研。他说，为了科学、准确、客观地反映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课题组组建了一支包括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以及人事部门实际工作人员的专家队伍，制定了科学的抽样方案，分别设计了中年高知组和普通人群组（对照组）健康调查问卷。

　　参加课题组调查的访谈人员全部由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组成，从去年暑假开始工作，他们通过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搜集了中科院下属的中关村地区附近１８个院所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在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之间死亡的４３６名知识分子（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年龄、性别等数据，对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进行了计算，并对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进行了区分。调查耗时３个多月，最后于形成调查报告，并上报到人事部等有关部门。

　　调查结果最后显示，中关村三大单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７０．２７岁。这与李力研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５３岁”的结论截然不同。

　　两个结论为何迥异

　　翟振武认为，李力研的报告犯了一个学术错误，他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最基本的人口学概念。

　　翟振武介绍说，“平均死亡年龄”是指死者年龄的平均值。但人口学界认为“平均死亡年龄”的计算方法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一时期的死亡水平。而“平均预期寿命”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反映一个人口真实死亡水平的指标。李力研报告把中关村８个单位的１３４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误解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１０岁”的结论当然有问题。

　　“我们怀疑，李力研报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他们计算的５３岁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职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如果说在职知识分子的死亡年龄，那他们至多也不会超过６０岁，因为６０岁的知识分子就该退休了。”

　　翟振武说，为了检验这一怀疑，我们也专门分别计算了在职与退休知识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龄，结果是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５６．３１岁，离退休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７２．２４岁。即使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仍比李力研报告的结论（５３．３岁）高３．０１岁。

　　翟振武由此判定，由于调查范围过窄（８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１３４人）且覆盖不完整，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５３岁”结论扭曲了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真实的平均死亡年龄。“５３岁”不仅不能代表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含退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职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把“５３岁”这个结果与１０年前调查的“５８岁”相比后，进一步演绎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近１０年大幅下降的结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记者希望能找到李力研研究员对此加以求证，却意外地发现他不久前已经去世了。据悉，《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是李力研一个人完成的，没有合作者。

　　知识分子整体寿命高

　　翟振武介绍，通过他们的调查发现，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近１０年来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也就是说，１０年来知识分子的死亡状况非但没有急剧恶化，恰恰相反，是得到了改善。

　　虽然调查显示，科学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工作压力变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工作时间上，知识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群工作时间多了将近两个小时；在工作压力方面，知识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３０个百分点；在身体透支主观感受方面，知识分子有身体透支感觉的比例（６１．３％）远远大于普通人群（３５．７％）。

　　同时调查发现，中年知识分子享受体检制度方面要明显好于普通人群，被调查的中年高知人群中有８５．１％的人近两年内进行过全面体检；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至８０００元的也占１３．６％。而后者中５４．７％的人收入低于１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的占３４．３％。知识分子生活水平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认为，从国际国内人口的文献表明，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原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死亡水平在各类人口中的差异。而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在总体上，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对于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抵消和超过其它因素的正面影响，不能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推论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寿命短于普通人的结论。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总体的预期寿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１０年中的提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众多媒体反复引用的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逐年下降的结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