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年终特稿：2005我们的坚守(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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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8日12:48 新民周刊 | |||||||||
  大营盘小学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是村里最美的风景  禽流感防治任重道远  一幢幢别墅建起了，庐山风景被破坏了  调查浙江中部铅中毒，采访只能乔装取证 在《新民周刊》作如此类同的开场表述，应该有三次不可抑制的冲动。2002年岁末，周刊历经200期锤打沉淀，我们突然觉得有一种回望的渴求，于是我们有《我们在现场》；时隔一年，当更多读者因我们日渐清晰的坚持成为我们的忠实拥趸时，我们有《我们的2003》；今天是第三次。 《新民周刊》版权页上的姓名在短短7年间已经更换近半，一张张更年轻的面孔开始集
历史总在不经意处刻下涂抹不去的痕迹，我们无力去标识所有值得记取的瞬间，我们只是凭藉那份贯穿始终的坚持，努力刻录一个真实的时代。 2006年呢？世界依然变化，我们依然坚守。 “热闹”之外的“艰难世事” 撰稿／陆幸生(记者) 艰难世事，如何把握，这场对一个记录者脑力和体力的考试，永远不会完结。 董事长赵本山说：俺不玩了；可在职记者却不能说：我不写了。 当提问成为职业，对于得到准确答案的期盼，就是天然心态。但心态不等于结果；换句话说，愿望不是事实。现成的简单事例：男足的中超联赛为什么成了一部身强力壮、东奔西突的立体烂片，它为什么就不能是既给我们带来强健的愉悦，同时也给相关各方载来丰厚利益的闲暇游戏？当掌握着辽宁本土最深广人脉的小品大王赵本山，也弄不清楚一支普通足球队的幕后老板是谁的时候，他的退出便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笑比哭好，写新闻报道比演舞台小品难多了。专题性特稿报道最难的是：把握本质上的真实。 2005年采写了《追问庐山乱建别墅真相》，起源的想法，就是感到各式报刊上各类消息、信息的自相矛盾。庐山乱建别墅的报道，源于新华社南昌分社一位摄影记者在204年9月份发表的一张照片。自11月份起，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蜂拥庐山，到12月份，有关庐山乱建别墅的报道，达到“轰炸”一般的程度。只是：乱建别墅的，究竟是何等人也？说是高官。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吸引眼球的做法。腐败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也有企业家、艺术界人士，也就是有钱人。在谁的地上盖别墅？说法各异，“各异”也就是没有调查清楚。一系列的问号表明，如今新闻界的某些热闹，仅仅是为了表示“参与”。 农历正月十四上山，正月十五之夜，在庐山牯岭的小餐馆里，桌上一瓶小酒，窗外纷繁焰火，再次体会，只有来到事件的现场实地，迈开两腿，一切方可了然。国有林管企业因不准继续乱砍乱伐的生产方式，便以卖地谋求暂且的生路；当地人口的繁衍，在自然地要求着住房的“日长夜大”；跟随在本地人脚印后边的，是外乡人；跟随在正常需求后边的，是财富达到一定层次之后的一种“安静”渴求。最后，当别墅形成群落，以小心翼翼为生存特征的、已经离开官场职位的二线干部，也迈开了自己安度晚年的步履。 稿件刊出，中央电视台当周晚19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人介绍：《新民周刊》这一次刊有16页的庐山专题报道；这是一种权威的肯定。5月份人民日报有关九江市市委、市政府对于处理庐山乱建别墅问题的公开报道，使得周刊的这次报道有了完整的结局。 盛夏，在那么多的媒体上同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爆”的字样。事情发生在深圳。2004年11月，为探访“二奶村”到深圳，实地踏访了城中村的现状，也拍回了实地照片。时隔半年，这个“中国第一爆”的现场，就是这个二奶村。事情有点奇特：为了彻底消除二奶村这个社会现象，就要像炸碉堡似的炸房子？第一爆说的是规模，也就是炸高楼，而且，被炸楼盘数目颇大。 深圳市政府想做和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在道德层面来讲，很是简单的“减持”算术题么？当我设法拿到2004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所做的调查，两大本资料，头绪繁多的线索，我读出来的事件主干是：改革开放后，现在的深圳人口已近千万，但是户籍人口仅为百万，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口属“自由流动”者，低成本的他们，构成了深圳进行硬件建设和简单劳动报酬的低门槛，他们自己却不能得到已经相对低廉的待遇。从政策管理和道德理解的角度，政府和社会全体都要认真地做好“和谐接待劳动者”的工作，但是，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建市历史不长，地理范畴有限，企业组合成分和就业可能单一的现实，深圳市政府面临究竟要将深圳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城市的前提，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对深圳作下一个准确而不“嚣张”的定位。 刊发《中国第一爆》文字，一时我是有点担忧的，也就是深圳方面是否会提出推心置腹但又火气冲天的不同意见。但是不。在三四个月后，深圳市政府果然在当地人大会议上提出：深圳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在地域规模、人口限定、市民构成、企业类别，等等方面，要建立深圳市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第一爆”，是深圳市政府喊出来的口号。当大部分媒体在详细记录爆炸方位、多少栋楼房、间距是多少，还有香港地界九龙市民跑到边界来观望爆炸烟尘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莫让烟尘遮望眼，要穿透深圳上空弥漫着的年轻的尘埃，看到改革任务的阶段性和复杂性。 娱乐界炒作不休，人们感到“审美疲劳”。其实，相对应的是，对于符合规律、但也已经多见不怪的贪官腐败现象，人们多多少少产生了审丑也疲劳的心理。当社会读者还是会对这一领域发出一片“轰然”声音的时候，那就表明，是又一件标志性事件被曝光了。浙江省杨秀珠外逃事件，就是2005年这样的标志性事件。 审丑疲劳，并不等于民众的麻木。2005年年中，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反腐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邵道生再度取得联系，作了《阻截巨贪外逃》的访谈。周刊同时组织了有关国际刑警和相关合作条例方面的文章，予以刊发。在今年的10月份，在中央纪律委员会召开年会的那一周，中国高级别的《新华文摘》，在相当前列的位置全文转摘了这三篇文章。 在比较单纯的文化领域，为表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创作团体”，北京和上海的相关领导部门，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召开了会议。其实，名称已经不确。当年工人创作团体的组成人员，现在有的当官，有的远离，自然还有坚持者。宗福先是其中当年的佼佼者，但回忆从来只是现实世界的“药引”。我关注的，是宗福先们在表扬和歌颂这两个体系之外，还在实实在在地写着什么？ 我与宗福先长谈。终于得知，在上海这个作家群落里，因为血缘相通、血脉相连的原因，宗福先们还在以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在进行与基层工人命运相关联的话剧剧作。我写完稿件，题目是“在尊严和酸楚之间”，连夜用电子邮件发给宗福先，我在文章里写了如是题材的写作“很难”。宗福先很快给了回音：“实在是很难很难的”。稿件已经送到印刷厂里，否则我就一定再加上这个“很难”。这是一个悖论：正视现实，改革现实，只是现实的极其繁复，使得艺术表现成为“艰难世事”。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60周年的纪念日。描绘中国人民遭受灾难和顽强抗敌的稿件，汗牛充栋。因为自己曾经是个下乡东北知识青年的原因，我知道，在黑龙江某个县城，建有“日本公民墓地”。我想记录的，既是日本企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邪恶行径，又是日本百姓自己也同时遭受苦难的悲惨历程。来到黑龙江方正县城，日本人公墓赫然在目，这座公墓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建造的。这座墓地，以前曾有人以“中日友好”的角度报道过，但我以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另类标本。 相关报道：新民周刊年度特稿第２篇：难度为深度把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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