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路上戒备重重

　　路上戒备重重

　　撰稿／杨 江(记者)

　　不断有线人给我发来短消息，大意基本都是提醒我：“坏了人家的生意是要付出代价的”。

　　来自倒戈者的威胁

　　“你是知道我是哪个圈子里的人的，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是会派人到上海拜会你的。”对我说这话的是江西赣州一个姓李的农民，今年6月，赣州宁都县一名叫曾金福(化名)的农民向我举报了一个情况。

　　迫于严峻的造假形势，广东省潮汕地区的一些部门以“奖励举报费”的形式，动用民间力量协助打假。一批在潮汕地区打工的赣州人于是成为打假线人。

　　这些线人时而伪装成拾荒者潜伏在假烟厂附近寻找蛛丝马迹，时而开着

　　但很快，造假者对付线人的策略由恐吓、追杀变为重金收买。同时，一些原本隐蔽的线人身份离奇暴露，有线人被打死，更有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牵线让线人与造假者握手言和，于是，大量的线人迅速倒戈，帮助造假者与打假部门周旋，甚至是斡旋。

　　曾金福与这位姓李的农民是老乡，他们就是这样的线人。确切地说，李还是曾的前辈，是将曾领进“山门”的人。

　　李在赚了一笔数额可观的举报费后差点被造假者活埋，于是较早退出了江湖。而曾则在线人的帮派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头目，但因为线人出现内讧，曾被自己的妹夫与造假者合谋砍杀。在被一刀砍掉了大半只左耳后，曾走上了逃亡之路。

　　在曾金福的引领下，我到了他所居住的洛口镇洛口村。这是个“盛产”线人的小山村，线人间的芥蒂已经深深影响了他们家乡的邻里关系，彼此戒备。

　　曾号称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大摇大摆地带着我在山村采访。除了在打假时被乱棍打死的李永平的双亲对我敞开大门外，其余所有的线人家属都表现出了一致的戒备，不止一双眼睛尾随着我的背影。

　　曾金福被乡邻视作叛徒而受唾弃，但他并不顾忌。那个李姓农民在洛口镇开了一家超市，我没有对他隐瞒身份，事实上隐瞒已经没有意义，我在山村出现的消息已经被一些线人的家属电告到了汕头，而李虽然归隐江湖，但和汕头那边仍有密切联系。

　　李三缄其口，始终以微笑作为对我的回答。而整个采访，除了暗访过程中贯穿的一种诡异氛围外，我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威胁。这也得益于，曾早已摆出了如若有人动粗，他将誓死反抗的姿态。

　　文章刊出后不久，我尚在广东、广西洪区采访，曾给我打了数次电话，提醒我注意安全，汕头那边的线人已经向他发出通牒。又过一个星期，在湖南采访时，我接到了李怒气冲冲的电话，他开门见山：你报道中提到了我，要给我信息费。

　　显然，李将他靠举报造假信息牟利的一套用到了我这边，他“提醒”我，赣州一家报纸仅仅做了一次千把字的报道就在他的“威力”下给了他五千元好处费。“你写了万把字呢。你是白道上的，我是黑道上的，我都死过一回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最好掂量清楚。”

　　李不忘了提醒我，如果我不遂他愿，他将不仅用道上的朋友来拜会我，还将让曾“尝尝滋味”。“你知道，广东那边很擅长砍人的。我认得你。”

　　我报以一笑，“非常欢迎你到上海来，相信上海警方也很欢迎你。不过，我瞧不起你。”

　　李有些恼火，“你干吗瞧不起我？！”

　　“亏你还好意思说是走江湖的。你没有接受采访却索要信息费，你所谓的道上恐怕没有你这般不守规矩的吧。”我质问。

　　李对我说他不守规矩火冒三丈，“你可以不给，但我不会放过曾，谁让他不守规矩！你得帮他摆平吧。”

　　“那么你就先想想怎么摆平警方吧。”我挂断了李的电话。出于对曾的保护，我将李恐吓的情况向警方作了反映。

　　此后的几个月，汕头那边不断有线人给我发来短消息，大意基本都是提醒我：“坏了人家的生意是要付出代价的”。

　　尴尬的线人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着与“假”有关的调查：2003年，揭露了宁波地区的“黑心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此作出了批示；2004年，又在苍南地区率先发现了生产空壳奶粉的“金三角”；今年，我又曝光了蛰伏山东并正在向华北诸省蔓延的假牛奶问题。因为触及利益集团，受到类似倒戈线人这样的威胁已是常态。

　　潮汕线人的倒戈毕竟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事实上，针对假冒伪劣，协助政府部门的职业线人近年来正在各地涌现，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今年禽流感“民间第一举报人”乔松举其实也是一名打假线人，但人们起初只以为他不过是一名偶然的举报者而已。

　　乔松举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疫情的事实，是在举报差不多一个月后才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下得以让世人所知。如果不是高邮警方后来以涉嫌两年前的一起敲诈勒索将乔松举刑拘，他也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一个普通农民何以神通广大到可以与农业部多名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举报禽流感？当我站在乔松举的父亲乔振泉的面前时，他正在犹豫是否接受媒体采访，乔振泉后来告诉我，他们担心是否可以信任记者并透露乔的真实身份。

　　与其说是对媒体的信任危机，倒不如说是对万一乔的身份被披露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的一种担忧。乔父的话直截了当，“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与所有记者一样，我当时也被蒙在鼓里。这天晚上，我在鹅农马正朝家调查乔松举举报禽流感的过程，为节省时间，我在马正朝家用了餐，但我买了几包烟给了马以作回报。

　　乔振泉当时正好赶到马家，正是我的这个举动打动了他，半个小时前，他接受了几个南京记者的采访，用他的话说，像警察审讯一样，问了几个问题就走了，“没敢和他们多说”。

　　乔振泉没有想到我会掏钱买烟给马正朝，“南京的记者打车的60多元还是要我付的”。

　　于是我成为了第一个知道乔松举线人身份的记者，按照乔家人介绍，乔成为农业部的打假线人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此间他一直在搜集线索，配合农业部打击扬州、山东、浙江等省市的假禽类疫苗，而家人也一直在刻意隐瞒他的真实身份。

　　乔松举之所以走上线人道路，正是因为乔家饱受扬州地区一度泛滥的假禽类疫苗之害。

　　一年前，扬州地区70%禽类疫苗是假疫苗的情况在当地已是公认的事实，可惜的是，高邮农林局一名官员仍对我强调高邮甚至扬州都根本不存在假疫苗。

　　正是这样的原因，乔松举才会一次次将假疫苗线索越过地方主管部门直接向农业部汇报，也正是基于这种的原因，乔松举一直努力隐瞒自己的线人身份。

　　乔的这种考虑反映了我们当下打假面临的普遍困局。今年年初我曝光的山东假牛奶问题，源于一封举报信，但举报人因为担心遭受报复拒绝与我见面。幸亏后来在一名富有正义感的行业内部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顺利暗访并掌握了假牛奶的造假核心内幕。

　　皮鞋都可以变成牛奶！听着都那么发怵，更不用说看着农村的小孩喝这样的“营养饮料”了。报道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山东省迅速行动，几天内即搜缴了数十万袋没有任何奶成分的假牛奶，并处置了一批渎职的官员。

　　与高邮农林局那个官员相似，假牛奶厂商聚集的个别地区的主管部门在当初接受采访时要么是三缄其口，要么是信誓旦旦否认辖区内的造假情况。

　　潮汕线人倒戈的过程表明个别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给造假者把风、分一杯羹的做法也是存在的。这正是造假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原因。举报者不仅要面临利益集团的压力，还可能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

　　就连媒体也不能幸免，今年下半年，河北某县政府办公室甚至认为我们曝光当地伪劣方便面的报道是诬陷，要求我到河北去接受警方的调查。

　　正是类似的原因，敢站出来说话的人凤毛麟角，人们都不得不在举报前掂量一下举报的成本。

　　乔松举是否以举报为名进行过敲诈？刑拘与举报有无关联？这有待相关部门作出回答。但他的家人不许他再举报的态度已经表明。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结果。

　　从曾金福到乔松举，都揭示了同一个尴尬的问题：线人目前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定义，因此只能是一个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