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怀念汪道涵先生

　　Ｎ阮次山

　　12月26日从东京返香港途中，得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仙去的消息，松弛几天的休假心情顿时为之一痛。

　　从1989年初识道老迄今这十六个年头，他老人家于我亦师亦友，每逢我对自己的生

活规划要作重大决定，都会事先求教于他。

　　每次见面

　　都要长谈

　　1998年我从美国应台湾一家英文报之聘赴台工作，后应朋友之约到香港工作，及至2001年正式加盟凤凰卫视，都曾经在事前和他详细讨论、求教，并都得到他的支持。每次，他都不忘叮嘱：“不管你换什么工作，写专栏不能断，少写一点也要写。”

　　这个鞭策我唯命是听迄今，工作再忙，也都要抽空执笔。这回提笔，写的竟是这十多年来和他老人家交往的种种。

　　过去这些年，我若从美国到北京或上海，必和道老见面，促膝长谈，他赴美访问，若路过洛杉矶，也必相约倾谈，每次见面一谈总是两三个小时。这五年来，我回到港、台地区，每年要见他好几次。

　　今年春天，我还和他长谈过两个半小时。那次见面是他从医院里“请假”出来，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我现在身体不行了，说话气力不够，因此我今天少说点，主要想多听你的意见。”当时我见他气色还不错，只当是他的客气话。

　　不过，那回相聚，的确感觉他说话的兴致虽高，但言语之间已露出弱态。因此，几次想起身拜别不敢再打扰，但几次都被他按住身子，要我再多坐一会儿。这么一聊，竟然过了两个多小时。出门时，他的秘书还告诉我：“汪老今天的谈兴还真高。”

　　彻底准备

　　汪辜会谈

　　持平而论，对于打开两岸的僵局，道老当然功不可没。对于那一次汪辜会谈，我更是印象深刻。

　　1993年4月24日，我正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进行演讲访问，接到唐树备先生的传信，约我到新加坡和道老见面。

　　我在4月26日夜赶到新加坡，正是第一次汪辜会谈前夕。在旅馆里，道老、唐树备和我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分手时已近午夜。我这才知道，他们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为了保证睡眠，每晚都服用经过医生精确量过的安眠药，保证睡了三个多小时后，立即可以清醒工作。开会期间，每天早晨６时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议，夜晚则进行检讨及策划，直到次晨两点多，天天如此。

　　涉猎广泛

　　爱纳雅言

　　道老主张的是，两岸关系要以新的思维，着眼于未来，只要能坐下来谈，只要交流，就会有希望，但是，在大事上绝不含糊。1999年9月，在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不久，我专程从台北到上海去见道老，他在衡山宾馆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并与我共进午餐。

　　道老之所以在两岸关系上有新思维，可能和他喜欢看书、爱广纳雅言有关。他也爱逛书店，看到好书就多买几本，准备送给朋友。四年前我去看他，就承他送了当时曾引起大陆学术界注意的《交锋》一书给我。言谈之间，他在国际问题上涉猎之广，也让人折服。譬如，几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我和他见面时，道老就谈及此书，并提出他的看法，也谈到当时的“９·１１”事件。能有如此广泛而宽宏的知识者，在官员中应该是少见的。

　　“从另外一个

　　角度想想”

　　和道老相交这十多年，他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做人、思考问题，也经常“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如今，道老已安然辞世，“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九十高龄的道老在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世界，也许还在关心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在目前两岸关系如此胶着之际，我们真的好怀念汪道涵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