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永远离开了我们。
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无限的哀思与痛惜。作为少年从戎的革命家，他留下了为创建新中国而立下的汗马功劳；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留下了建设新中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贡献；作为上海的老市长，他在上海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靓丽画卷中留下了光彩的一页。1991年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他又为推动祖
国和平统一大业倾注了他的心力、睿智、经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长存的风范。
作为台湾问题的研究者，我有幸接触到汪老，聆听到他的指教，目睹了他接见一批批来自台湾和国外学者时，以他特有的亲和力与说服力使他们折服、倾倒的场面。这些经历在我脑海里的凝聚点是他那独具的人格魅力——革命家的无畏与坚定，礼贤下士的长者风度，待人接物的温文儒雅，以理服人的学识修养，兼容并蓄的宽阔胸襟，以及他对台湾同胞深切真挚的骨肉之情。可以说，汪老以他的言行最生动、最形象地体现了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是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形象大使”。
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上海台湾研究所召集的研讨会，会议进行不久，一身便装、笑容可掬的汪老突然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惊又喜地站起来，但他随便找了个座位和大家一起坐下继续讨论。他很认真地听大家发言、做笔记，不时以探讨的口气插话和大家交换看法。有位年轻学者是第一次见到汪老，发言有些拘谨，但汪老很注意他的发言，而且会后要这位年轻人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写在汪老的笔记本上，并把自己的电话告诉了他，说：“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打电话给我。”汪老礼贤下士、提携后进在我们学者之间是有口皆碑的。
汪老最爱书。他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藏书丰富。他不但是上海大小书店的常客，来北京时，海协会的同志也都做好他逛书店的准备。他涉猎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大到天下大事，小到专业问题，都关心。正是因为他学识渊博，他能从世界格局、中国发展大战略，以辩证的思维来处理台湾问题，站得高、看得远。
他尊重知识，重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都把研究成果呈送给他，他一一笑纳。有一次我把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年度研究报告交给他，他非常高兴，一边抚摸着书的封皮，一边连声说好，爱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总是予以支持和鼓励。社科院台研所有的同志有时感到研究工作很平凡，作用有限。但汪老说台研所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汪老热爱台湾、了解台湾，身体力行地贯彻中央“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他广泛接触台湾各方面人士，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曾在岛内外引起广泛和积极反响的“汪道涵86字箴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当年很多台湾人士对大陆是否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平等地和台湾方面协商两岸问题存有疑虑，对大陆在台湾“政治定位”上的立场也很关心。汪老针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对应之策，最后形成了“86字箴言”，明确表示：“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1998年10月，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在上海会晤时，汪老表达了“86字箴言”所确定的立场，为会晤取得成果奠定了基础。
汪老出任海协会会长之后，两岸关系有发展、有挫折。1992年海基、海协两会香港会谈后形成的“九二共识”中，包含着汪老的智慧和心血；1993年4月汪辜两位老先生的会谈是两岸关系史中的一个里程碑；1998年10月汪辜的上海会晤，使因李登辉访美而中断的两会对话得以恢复，并开启了两会的政治对话。然而，李登辉等“台独”分裂势力绝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顺利发展。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破坏了汪老拟于当年秋天对台湾的访问，使两岸关系陷于僵局。2000年，奉行“台独”分裂路线的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公然提出“公投制宪”的“台独时间表”，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在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复杂形势下，汪老以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热诚、革命家的襟怀、刚柔相济的风格，折冲樽俎，为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挫败“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两岸关系所付出的心力与智慧，必将在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30日 第十五版 作者：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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