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为什么打死警察

　　北京的民警李忠义本想利用“五一”长假到山西太原旅旅游、散散心，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行会要了他的命。并 且更加悲哀的是，他居然死在了同为警察的“自己人”手上。

　　一点争执引来命案

　　5月3日下午，来太原旅游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巡查大队民警李忠义，驾车在路口等红灯时，与尖草坪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之后，刘立民因咽不下这口气，一边驾车跟踪，一边给“哥儿们”张吉、安胜利打电话 。随后，张、安二人又纠集周传全、郑惠忠、朱燕军、郅慧成、汪涛、赵云港(因盗窃罪被迎泽区警方取保)等7人，来到李 忠义暂住处唐都大酒店门口。当晚8时许，在刘立民的指使下，张吉、安胜利等人将从停车场出来的李忠义拳打脚踢，并用木 棒、铝合金钢管等物对其进行殴打。等110民警赶到现场时，刘立民等人早就逃之夭夭。李忠义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因 抢救无效而死亡。

　　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侦监科获悉此事后，立即放弃“五一”假期，提前介入此案指导公安部门侦查。在刘立民等人全 部归案后，依法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刘立民、张吉、安胜利等9人批准逮捕。

　　警察的匪性从何而来

　　不难看出，对于“五一”期间发生在太原的“警察打死警察”事件，公安机关相关各方的表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 是只当作普通刑事个案，对案件的发生和后果异口同声地趋向于轻描淡写。当然，太原方面还没有忘记为“自己人”开脱。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相关各方对于此案的表态无疑是令公众失望的，因为轻描淡写的目的显然是力图回避公众强烈质 疑的“背景”因素，不敢也不想正视“个案”中反映出的普遍问题，更无意深挖“偶然”之中的必然，从这些表态中，公众分 明看到了并不乐观的处理结果。

　　不错，案件发生时双方当事人的现场身份其实并不是“警察”，严格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刑事个案。但我们却并 不能因此而认为“不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毕竟都有警察背景，从深层次看，公众的关注并不在于警察身份这一表面现象，他 们关注的是警察为什么会打死警察，警察为什么会因为口角而报复“杀人”，特别是警察为什么与劳改释放人员关系“密切”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背景”，“个案”背后有没有“群案”，“偶然”的背后有没有必然。另外，这一恶性案件是否暴露了 部分警察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假如双方都是普通市民，血案还会发生吗？“便衣警察”竟然如此粗暴蛮横，那么在执法场 合有法律撑腰时又会怎样呢？所有这些，都是媒体和公众关注此案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些方面已经带有了更多的公共性质，为什么“不值得关注”呢？！太原警方所谓的“激情犯罪”则涉嫌出言 轻率，有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的嫌疑。从刘立民一边跟踪被害人车辆，一边打电话召集社会闲散人员要教训被害人这一情节看， 并不符合激情犯罪的标准。从犯罪学上看，所谓“激情犯罪”，一般指行为动机受到情感支配所引发的犯罪行为。表现为行为 人犯罪时大多没有预谋策划过程，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瞬间丧失理智，心理失衡，一念之差而发生的犯罪。激情犯罪的特点 是无预谋、缺乏理智、情景性强，这样的犯罪多数发生于当场，而且行为一般由犯罪嫌疑人直接实施。

　　而刘立民召来打手所实施的犯罪，显然不符合“激情犯罪”的上述特点，变成了有预谋且能够充分预见后果的行凶。

　　至于公安部方面所称“个案不能代表警察的整体形象”的说法更值得商榷，决不能成为不予关注此案的理由。当然， 我们不能断定每个个案都影响警察整体形象，但是典型个案必然影响警察的整体形象。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警察打死警察”案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刑事个案了，因为它承载了公众太多的猜测和 质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事件。对于公众质疑的公开回答不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将直接影响警察的整体形象。

　　何况，警察整体形象也都是由一个个个案表现出来的。

　　5月15日，我们还遗憾地看到一则“陕西十余农民工在派出所挨打”的消息，难道这样的“个案”不影响公安整体 形象吗？难道公安部也把这样的事件当成“个案”而不予关注吗？总之，“警察打死警察”案已经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成了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相关公安机关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公众质疑，而不应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有报道称， 政法系统将开展为期3年的大整改，目的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典型个案的社会意义，是 很难提高整改自觉性，达到预定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