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理性思考

　　“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汪老于1999年4月20日在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大会讲话中所引用的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的对联。其意思是强调从事对台研究工作一是要“审时度势”，二是要“以民为本”，要从做台湾人民工作的角度出发，把对台研究工作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台湾民众身上，以争取台湾民心为第一要务。

　　汪老十分重视对台研究、重视了解台湾民情。以我与汪老接触14年的点点滴滴，深深感到他对台湾研究工作的推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汪老一手催生了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的成立与上海台湾研究所的组建。有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渐次展开，在汪老的大力推动下，1991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正式成立，汪老被一致推举担任名誉会长。但汪老可不是一般的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他时常到位于永福路的研究会来参加会议或会见台湾客人。每年度的台研会学术年会，汪老也总是要来听取各位学者的意见，并对如何做对台研究工作作出指示，使台湾研究会成为团结与凝聚沪上台湾研究学者的重要基地。1999年市政府正式组建台湾研究所，汪老主动提出为台研所题写所名，并且认为不应该叫“上海市台湾研究所”，而应该称“上海台湾研究所”，其意是做台湾研究范围要广，格局要大，不能只局限于上海市。这正是汪老见解的独到之处。同时，汪老对台研所的工作也相当重视，不管是座谈会还是研讨会，只要他知道了，就一定想办法安排时间参加。仅1999年一年，汪老到台研所就来了10次，或是参加座谈会，或是对研究所提出研究方向。

　　其次，汪老带出了一支对台研究队伍，在汪老10多年的精心指导与培养下，在上海地区的高校、学术研究单位及对台工作职能部门等单位涌现了一支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对台研究队伍，研究领域包括台湾政治、经济、社会，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及海峡两岸关系等方方面面。由此而产生的大批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水准，而且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作用。

　　第三，汪老指导我们做好对台研究工作。汪老时不时地给我们提出许多研究课题，其中有关于台湾政局走向的，也有关于两岸关系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因素的，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一年中提出的课题有时多达10余个。在汪老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他不仅指导我们怎样做研究，而且亲历亲为，记得他还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时候，经常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约我们到办公室谈台湾问题，一谈就是半天，到后来即使住院了，也还是约我们去医院谈，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与我们研究人员通电话，一通就是半个多甚至一小时，即使到了晚年，汪老还再三要求我们研究所每天下午三点以前给他送一份关于台湾当天的重要消息。对我们编发给他的《每日台情要报》，他不仅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还提出改进意见，不仅要求提供有关消息，而且还要求看到台湾内外重要媒体对有关事件的重要评论以及学者观点等。

　　第四，汪老教导我们从事对台研究工作要融会贯通、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涉猎广泛是与汪老有过接触的每个人的普遍感受。汪老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在他身体尚可之时，经常有人会在上海书城看到他买书，也会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看到他在离家较近的高安路的小书店里看书。尤其让我们汗颜的是，不是我们推荐新书给汪老，而是汪老看到好的新书经常推荐给我们读，我们了解新书的速度还没有老先生快。

　　第五，汪老使我们对对台研究工作拥有成就感。每当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特别是汪老觉得我们某一个报告“做得好”、“分析有深度”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甚至会推荐给有关领导同志；而当他认为某一个观点不妥、不符合实际时，则会提出他的看法，其方式当然非常委婉，他会说：“再研究一下”、“再观察一下”、“再想一想”。而每当他有一些想法，也总是设法与大家分享。记得第一次汪辜会谈结束后，汪老专门安排了半天时间到台研会来给上海的台湾研究学者做有关会谈情况的报告，并听取学者们对下一步工作的建议。1998年汪辜上海会晤结束后，汪老又多次约学者交谈，记得我曾与一位学者在广慈医院与汪老见面，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汪老对研究工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与汪老的多年交往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汪老不仅是在教我们做学问，而且也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汪老的高风亮节令我折服！

　　汪老走了，但汪老留给我们的教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用无穷。

　　汪老，您一路走好！

　　上海台湾研究所严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