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的成本

　　两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农民，为一头遗失小水牛的所有权打起官司，双方争执不下，也不接受法庭的调解，最后不惜花费上万元人民币，一致赞同给小水牛做ＤＮＡ亲子鉴定，以确定牛的主人（见《春城晚报》２３日Ａ１１版）。

　　有意思的是：鉴定费远远超出水牛本身的价值，败诉的一方面临着支付巨额成本的风险，当事双方却坚持要这样做，值得还是不值得呢？

　　在法庭上争执负气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当官司的胜负结果已经超越了小水牛的价值，上升为衡量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尺时，为了辩明是非，两位农民愿意付出更多。

　　不得不佩服这两位农民，他们愿意为寻求公理支付高额成本，而为公理支付成本，正是保障公理本身得以被大众维护的条件之一。

　　设想，如果事件超越几个朝代，没有ＤＮＡ亲子鉴定这种手段，只好仰仗县官老爷来判案。如果又不幸遇到一位糊涂七品官，胡乱把案子判错了，结果呢？得利的一方暗自窃喜，助长了从不公正中渔利的侥幸心。冤枉的一方必然会愤怒、会怨恨，他肯定要把认为社会不公的情绪传达给周围的人，甚至传给下一代人，这将导致他们对公理持怀疑态度。作为报复，也很难保证他们不会以其他形式破坏公理。

　　所以，为维护公理就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社会不愿意为公理支付有限成本，那么它终将为公理的丧失支付高额成本。

　　比如说，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受伤了，社会就应该在表彰的同时为他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就是社会为公理付出的成本。如果要节约这点成本，将导致人们普遍“见义不为”，助长破坏社会秩序的势力嚣张起来，那时要想恢复正常秩序就将支付成百上千倍的成本。

　　看过一篇对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的专访文章，身为香港１０大杰出青年的他致力于救助艾滋病孤儿的慈善事业。在谈到筹集善款不容易时他说，有次在街头募捐到几千港币，但用于验证善款合法用途的相关费用就花去近一半多。对此他认为是必须的，因为公众有理由要求证明这些善款的用途合法。

　　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为公理支付成本，这些成本将换回正义、良知、同情心、善行和感恩，而这一切都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是理想社会组成元素的一部分。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