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去北京，只要你钱包里钞票多多，星级宾馆、高档旅店任你潇洒住一回。如果把时光倒回去二三十年，在北京住店可是一大难事，东奔西跑不说，说不定还要流落街头。我就曾在北京度过一个一波三折而又颇具戏剧性的夜晚。
1978年9月，我们一行三人从贵州经北京中转去长春，出北京站时，已是夜色朦胧。接站的朋友告诉我们，已代为在崇文门旅社订好房间。那时到北京需要住宿的旅客，下火车
后要赶紧到站前广场接待处排长队领取住宿证，到指定的旅社住宿。我们免了排队之苦，但等汽车排队还是少不了的。好不容易上了一辆面的，到了崇文门旅社，服务员却冷冰冰地说，没有床位了，因为旅客太多。好说歹说，旅社才同意我们把行李先寄存下来，明天再给我们留出房间。
我们三人一脸沮丧地走出旅社，自我解嘲地说，我们也难得来一次北京，悠闲自在地欣赏一下北京的夜景也好。其实，那时北京刚从文革浩劫中苏醒过来，哪有什么夜景，到处店门紧闭，行人稀少，偶尔有几辆汽车驰过，街头重又寂静下来。初秋北京的夜晚凉意阵阵，加大整整两天两夜乘车的劳累，我们不免困倦难耐。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张床铺！哎，怎么打发这漫漫长夜呢？忽地，我对同伴说，我在北京有个熟人，不知他还在不在？听到我这么一说，两个同伴的精神立刻来了，忙问是谁。我告诉他们，50年代，我们单位的一位科长调走援藏，1966年我同他见过一面，他当时说已调西藏驻京办事处，嘱咐我去北京可找他。可相隔已十几年，而且经历过“文革”，谁知他现在在哪里呢？不过还是打个电话试试吧。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查询到西藏驻京办的电话号码，拨通后问：“您是西藏驻京办事处吗，我找杨XX。”对方迟疑了片刻，谨慎地反问：“这么晚了，您找他有什么事？”听对方这么一问，我心里不由一喜，因为这说明我的这位朋友肯定还在这个单位，于是放心大胆地说：“我是他的老战友，从贵州来北京出差，找不到旅舍，想请老战友帮帮忙。”对方一听，马上详细地告诉了我们西藏驻京办的地址。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约在凌晨两点，我们坐面的到达和平里西藏驻京办，值班员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进了客房。
美美睡过一觉后，早晨起床去补办住宿手续，听值班员正在打电话：“杨主任吗，有一位叫曾文虎的客人，说是您的老战友，现正住在办事处哩！”哦，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为什么这么客气地接待我们，原来我的这位战友已经是这里的一把手了。杨主任在电话里同值班员说什么我自然听不见，但值班员放下话筒后，朝我投来了舒心的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