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大智慧第20篇：这一年终结了过去

　　本报记者 梁强

　　在2005年代表战后时代基本风貌的雅尔塔体系已经在欧洲彻底消失。交战国的战后地位被重新颠覆，胜者已不再胜，败者也不再败

　　2005年4月19日，曾在纳粹德国防空部队服役过的拉青格枢机主教，被选为第265个

天主教新教皇。12月19日，世界上最后一名纳粹疑犯，88岁的尼兹南斯基被德国慕尼黑地方法庭宣判无罪。

　　这两件事象征性地表明，昔日的战败国分别从司法和精神文化范畴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二战结束一个甲子后，同样的转折也发生在了国际政治格局层面。

　　欧洲：颠覆胜败

　　“铁娘子”的上台注定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变化，这是德国《世界报》报在默克尔战胜施罗德后发表评论的标题。

　　默克尔上台伊始，就前往欧盟各国和北约总部进行了旋风式访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特别访问了华沙，给新的德波关系加温。

　　在长期拉锯的欧盟“预算大战”中，默克尔强调预算案不应损害中东欧成员国利益，并出资1亿欧元资助波兰，为协议的达成扫除了最后的障碍。在“铁娘子”心中，德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已经昭然若揭。

　　在法德轴心的引力下，英国等传统欧洲外围国家也越来越向心化，一个更趋统一的的欧盟，开始扩展它在国际舞台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多的中东欧、甚至外高加索国家，都将欧盟视为国家的最后归宿。这进一步表明，冷战中由美苏分割所规制的“分裂的欧洲”时代已一去不返。

　　与德国雄心勃勃地在欧洲重新发出声音相比，偏居欧洲一隅的俄罗斯2005年的外交重点显然放在了东方。这并不是普京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不亮东方亮。

　　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丧失了二战赢得的东欧广阔的安全缓冲带。反法西斯战争的头号功臣，现在不得不捉襟见肘地忙于西线防御，更遑论在欧洲有任何主动的进取。

　　在北约和欧盟双重东扩的背景下，不仅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国家也对苏联在二战后对本国的“占领和统治”提出了异议。

　　普京拿出60亿卢布举办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俄国要争回的不仅是自己在欧洲的大国权益，还有二战中的历史地位。

　　新时代的前夜

　　站在2005年这个点上，重新审视世界，我们会发现，代表战后时代基本风貌的雅尔塔体系，已经在欧洲彻底消失。交战国的战后地位被重新颠覆，胜者已不再胜，败者也不再败。

　　以四国联合入常为标志，战后时代的被束缚者们开始谨慎地、但却是坚定不移地推翻二战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约束。他们的第一个挑战物，就是作为战后国际安全体系机制核心机构的联合国安理会。

　　尽管四国联合入常这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提案”最终夭折，但这件事已清楚无误地表明，我们身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冷战刚结束时所谓的结束战后仍余音缭绕的年代，而是一个新时期开始的前夜。

　　谁来改写亚洲政治版图

　　冷战的结束，没有像欧洲那样带给东亚各国地区主义的迅猛增长。相反，由于历史遗留的地区统合问题的存在，东亚成为了冷战遗产最多的地区。

　　中、美、俄、日四大国及朝、韩等区域性国家以及台湾这样的地区力量，继续在这里上演着经典的均势博弈。东亚安全体系进入从平衡的多极趋向于不平衡的多极的新阶段。

　　东亚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的红利获得者，中国一度享有美苏中战略大三角的便利战略地位，但冷战结束后这一便利地位已经丧失。在东亚隐隐约约出现的地区多极体系中，中国被推到了与地区主导力量美国对抗的最前台。

　　在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行其全球均势政策的机会，华盛顿意图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西端和南端，都营造出一个由它主导的地区均势安全体系，从而防止亚洲、欧洲和中东任何一个它有重大利益的地区出现独一无二的地区性强国。

　　然而，五百年国际关系史早已证明，一项有效的国际体系，必须适应其运作和自我维持的环境发展，也就是说，要能够主动地适应体系内成员国权势分布和等级的变化。

　　中国成为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经济大国的进程，迅速改变着亚洲的外交地图。《今日美国报》称，这并不只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正迅速增长，中国还有一个在未来50年扩大其“外交黄金时代”的政策。亚洲许多国家的民调已显示，中国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并被认为要比美国还更有建设性。

　　怎样的新时代

　　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史家加迪斯在那篇后来被广泛传阅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一文中提出：冷战带给世界四十多年“长和平”的同时，也掩盖了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很难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予以完美的解决。

　　2005年，这些被加迪斯称为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更加地凸现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中：

　　核扩散、核军竞重新抬头；

　　新重商主义下的贸易争端和

　　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新冲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恐怖主义所代表的人类内部至死不渝的深刻仇恨；颜色革命为标志的晚进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和发达民族国家出现的的种族骚乱，则联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的传统行为主体如何实现自己的内部治理？

　　温室效应、环境恶化、人口爆炸、疾病预防、消除贫穷、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越来越成为需要各国携起手共同应对的“全球化问题”；最后，也许是所有问题的终极指向，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单极世界中如何行使自己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和文化力量。很遗憾，在2005年，人们看到的是白宫日趋黩武倾向的单边主义。

　　如果将2005年定义为中国结构性进入世界的开始，那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仍然是，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新时代？

　　在商业力量主导的不可阻遏的全球化大潮下，我们在关注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乃至超国家集团如何为自己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分配，而这正是“大政经”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永远高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