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为什么由愤青变成小资

　　不是变脸，是变性。

　　从一名“愤怒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一名温婉可人的漂亮姑娘。这就是《南方周末》？

　　在“愤青”中长成暴发户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1984年“摇滚中国”的崔健，或许正可以成为在这一年诞生的《南方周末》的代言。

　　当时的中国，有思想的青年人，开始在思想解放的号角声中试图发表自己的声音，《南方周末》的创办者无疑是其中之一。1984年2月11日创刊的《南方周末》，起初只有对开4版，7000份的发行量。作为一份纯粹的地方性休闲娱乐小报，刚出道的《南方周末》题材新颖大胆，内容轻松活泼，熔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给走出“文革”、渴望丰富精神生活的人们带来了惊喜和暖意。

　　不过，在同期出生的其他周末报，也纷纷选择了以休闲、生活、情趣为主要特点的办报风格，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演绎成高铺天盖地的“周末潮”，《南方周末》的优势逐渐消失。但这也促成了《南方周末》向真正的愤青转变。“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的综合型大报，她选择了极具愤青风骨的报告文学作为主要表述方式。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深入成就深度”……《南方周未》这一时期的广告语脍炙人口，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其成为无数读者的首选报纸。

　　从成功突围到“一纸风行”，独步报林，是愤青让《南方周末》成为中国纸媒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暴发户：发行从一隅风靡全国，保持着百万份以上的发行量；效益从实行二级核算第一年的上交290万元，到第六年即1998年上交2540万元，此后便是年年“芝麻开花”；在家族繁衍上，《南方周末》也已是“儿女成群”……

　　“幸福小资”及其背后的迷茫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细心的研究机构和读者，却发现《南方周末》在悄然“变性”：先是割“双眼皮”，再是“隆胸”，直至今天终于“动了命根子”。

　　据某调查机构进行的样本分析研究，《南方周末》自1999年起批评力度、监督力度即呈现弱化趋势，到了2003年，只有28.57%是批评报道。

　　而到了2005，《南方周末》改变得更加彻底。有读者翻阅大半年的《南方周末》，已然“看不到一丝的愤怒”。即便有残余的愤怒，也已被“埋藏在内心深处”。不披露官场黑幕，不揭露事实真相，不报道底层民众的生活，整期30多个版面的报纸，竟然找不到一篇批评性调查报道。这样的《南方周末》，让熟悉和喜爱它的读者迷惘和哗然。

　　有“愤青”的读者指责其背叛和堕落，却不知道这只是《南方周末》的第二次变性：对于《南方周末》来说，这一次或许只是回归周末报的“本性”。只不过这一次可能看上去更美，当然也可能让细心的读者发现“隆胸”后尚未完全愈合的疤痕。而这些迹像，让部分读者怀疑这是一份即将走向衰败甚至是刻意使其走向平庸的媒体。

　　其实，经历过几次重大转型的《南方周末》，“善变”只是其本性。而这仅仅是缘于其对社会、市场和读者变化的分析和回应。

　　世纪之交，《南方周末》曾进行“一次缜密的市场调查”，认为来自市场、读者和内部的各种信息，都显示出《南方周末》的“读者在变，市场在变，社会在变”，《南方周末》知识型读者的比例逐年上升，2002年达到92%。

　　主要和目标读者的状态以及对报纸的期待，成了《南方周末》决定自身“性别”和身份的主要依据。或许正是基于世纪之交的那次调查，《南方周末》才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进行着从“斗士”向“智者”的转型。

　　如此，《南方周末》的转型，就成了其本身和中国读者及媒体需要面对的一种矛盾，一次阵痛：《南方周末》抑或其他报纸、杂志，究竟是要永久地担负公信、正义等社会责任，还是要充当一个骨子里的市场机会主义者？到底是应该影响主流人群还是应该迎合主流人群？

　　《南方周末》作为“报纸改革试验田”的耕种者，还在摸索的路上。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到底代言人是一名诚实的行动者，还是如同巴尔扎所言，“这个世界是由骗子和傻子组成的”？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我们还需要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