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扶贫为什么入狱

　　罗宾汉劫富济贫，被称为“侠盗”，成了英雄。

　　一名副市长也“劫富济贫”，却成了贪官，锒铛入狱。

　　巨大的反差背后，是价值的错位，还是司法的扭曲？

　　2005，余斌放飞了一个“扶贫”的大气球，为贪官们试探法律的新风向。

　　“扶贫”有罪

　　2005年7月26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了对“余斌受贿案”的终审裁定：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受人关注的是，余斌曾将受贿款用来“扶贫”。

　　去年7月，时任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余斌，被检察院以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据指控，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但余斌说：“这些指控均是我在接受调查时主动交待的。”他自认襟怀坦荡，才“主动如实”地陈述了一切事实。而这份“主动”和“坦荡”，源于他将受贿款变成了“扶贫”款。

　　据余斌交待和法庭调查，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曾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余作为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只有一万元钱，其中还包括余斌用车的费用。他分管的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于是，贿款被他“顺手”拨给了下边的“困难户”。某乡党委书记曾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余斌便从收受的“礼金”中拿出一万元把问题给解决了。2003年夏，某村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批钱维修渠道，余斌随即给了该村5000元……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

　　但法院却认为，因被告人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因而对其进行了有罪判处，二审也维持了原判。

　　“贪官的新衣”

　　然而，据检察机关的侦查，余斌所谓扶贫的说辞，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据岳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办案干警介绍，在初查阶段，行贿人已供认曾先后5次共向余斌行贿11.5万元。检察机关传讯余斌后，他很快向检察机关供认先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4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并交代这些钱的去向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女儿去英国读书用去一部分，二是打牌输掉一部分，三是以他个人名义借给了下辖的横铺乡政府10万元(当年底已归还5万元)。

　　余斌的行为已明显构成受贿罪，岳阳市检察院也依法将其逮捕并提起公诉。但到了审判阶段，余斌突然提出他受贿的赃款用于“扶贫”了。有证据证实，在余斌被取保候审期间，有“高人”给余斌出了主意：“你不是平时也送一些钱给某些有困难的单位和个人而没有报销吗？你把这些都提出来，也许能减轻处罚。”余斌于是进行了回忆，终于拼凑出了15万左右的“扶贫”款，一个“赃款扶贫”的童话就这样诞生了。

　　余斌虽然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有关人员也坦承，为余斌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了“济贫”因素。尽管其受贿数额高达数10万，受贿一万元导致全市学校花300多万元安装配置“386”过时淘汰电脑一事，更是给全市的电脑教学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并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法院并没有严惩余斌。“扶贫”这根“救命稻草”，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法律应向私德缴械

　　把受贿赃款用于扶贫，这让一些法学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对余的判决没有克以重典，也引出了这样一个困惑：法律应不应该向私德“缴械”，对那些将赃款用于“扶贫”、“济困”、“修德”等善举的贪官从轻量刑？

　　善于在贪婪的本性外面披一件私德的外衣，并非是余斌一个人擅长的表演。有的大贪官除了像余斌这样“明扶暗借”地“帮助”一些困难单位和人员外，还资助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甚至直接收养孤儿。他们的动机绝不会多么单纯。如果“扶贫”能使贪官成功逃避法律严惩的话，那么余斌案无疑为惩治类似案件开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先河。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这是法官应有的逻辑。对于正义，动机、人性、道德这些东西是很难判断的，靠不住的，只有规则(法律)才靠得住，只要违规就要受到处罚，这样才能维护规则的权威和理性。

　　法律规则的正义应该优先于其他规范的正义。相比于道德或习俗，法律对人的要求通常是一些最底线的东西，比如不准杀人，不准偷盗，不准

　　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对余斌的惩处，那么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种结果。法律规定官员不许受贿，这对于社会正常运行是底线的要求。如果这个防线被突破了，法律向余斌的私德让步，那么更多官员的“官德”就会彻底坍塌，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下不为例。”对于轻判“扶贫贪官”，我们只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