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些媒体常惹名誉官司

　　日有些媒体常惹名誉官司

　　在日本生活时间长了的人都会发现，日本有些媒体为了引起读者关注，提高发行量，经常会炒作一些热门话题。《周刊文春》就是一家以挖掘和炒作政治家、官僚和文艺界名人丑闻见长，并以此来提高发行量的杂志。人们是不是会看到，这家杂志因报道失实，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到起诉，最后被法院判处公开登报道歉、消除恶劣影响并支付巨额赔

款。

　　最近，这家刊物报道了日本现任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多年前“到中国嫖娼被中国公安部门抓获并接受审讯”的事，还说那个女人不是普通的妓女，而是“中国的情报人员”。谷垣坚决否认这一报道，并表示已委托律师起诉《周刊文春》，状告该杂志故意造谣中伤，侵害了其名誉权。

　　日本其他一些媒体也经常迎合右翼的偏好，热衷于反华、反共、挑拨中日关系、煽动对外采取倩强硬路线，发一些恶意攻击中国及对华友好人士的报道。其中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29日还毫无根据的诬称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中国

　　　　炒作背后的政治味

　　12月28日，日本外务省针对此事发表所谓官方见解，确认了该外交官自杀的事实，并提出自杀的原因中有所谓“中国方面的令人遗憾的行为”外务省发言人鹿取克章还诬蔑中国“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日本国内对此事的炒作又推上了一个新高峰。作为日本政府发言人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培晋三在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基于(自杀者)遗属的意见，我对此事不准备多加评论，但是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要对对方国家政府作出包括抗议在内的反应。”

　　东京的分析家提出疑问：这么大的事，日本外务省怎么可能不及时通报首相，并在内阁中备案？而且明明是去年5月就发生的事，为什么到现在媒体才开始炒作，政府官员才出来要“抗议”？显然，安培此举有做秀的成分。分析家还认为，日本媒体进行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除了达到引起读者关注，提高发行量的目的外，还不排除是受了某些政治集团控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看得出来，日本方面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的“旧闻”，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分析家认为，日本这么做就是要将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强加在中国身上。中方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前几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公布的“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好感的比率又创新低”也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国内舆论对小泉恶化中日关系得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多有批评。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状况，日本右翼急于要“找中国的碴儿”于是将这个旧新闻抛出来，将舆论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在主动恶化中日关系，以缓解自身压力。

　　　对中日关系的又一打击

　　日本之所以在这个时机抛出这个事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以来，西方一些媒体别有用心的势力，不断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比如指责中国在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布置了“数千名”特工。日本跟上这班车，拿这个“热门题材”攻击中国，有一定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基础。《产经新闻》就说，这次事件是在各国情报部门十分活跃的间谍战中发生的，“特别是原苏联、中国、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一直以日本的外交官为对象从事间谍活动。中国一直在大力开展对日情报的搜集工作”。该报还渲染中国在日本“有上千名间谍”。

　　不攻自破的是，连日本警察厅近期发表的调查报告都在指责中国“利用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收集经济、技术类情报”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中国情报人员本身没有在日本从事实际的间谍活动。

　　事实上，素来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的恰恰是日本。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战后，虽然日本名义上放弃了“战争权”，但对外情报工作从未停止过。日本已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首相府、防卫厅、警视厅、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等部门均设有情报机构，民间也有较大规模的商社情报网。

　　近年来，日本谍报人员在海外的工作为本国谋取了巨大的政治收益。像1999年在朝鲜平壤被逮捕的日本间谍杉岛隆，在朝鲜大肆搜集有关朝鲜党、政、军情况的机密情报，为日本拟定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今年9月，日本外务省的顾问小组在向外相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日本政府设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专门在海外从事谍报工作。小组还特别建议，日本应大力将特工以外交人员的身份派往目标国家，尤其是目前与日本关系紧张而又微妙的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在这一建议的鼓励下，日本外省决定，将从2006年度起首次任命并大举向国外派遣“情报官”，专门负责在驻外使领馆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初步计划5年内总共派遣100名，并在2006年度预算中列入约7.7亿日元作为国际情报调查的专项经费。

　　《联合早报》评论认为，“中日关系相信将因这件事而遭受另一轮严重的打击”。对日本政府来说，这种没有任何事实证据、靠攻击对方政府来模糊焦点，以民族主义情绪来聚集人气的短线操作，只能是“饮鸩止渴”。尽管这种事没有事实根据，但日本公众无法也难以去分辨真假，只能单方面地接受这种渲染。久而久之，这种不真实的东西就会影响日本国民的看法，增加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这种行为必将对本来已经处于低迷状态的中日关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使中日关系的基础再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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