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周报年终特稿之廉政风暴

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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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其“风”，今人理解为“风气”。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此“风”，今人理解为“气势”。《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此“风”，今人理解为“作风”。

　　风气，气势，作风。一种大自然最常见的空气流动现象，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之后，形成了今天千变万化的含义。

　　时至今日，“风”从自然气象更多地延伸为一种社会气象。其中“廉”风是一方土地最为重要的风气之一。自古以来，为官清廉一直是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许多廉官更是千古传颂的精神标杆。

　　与“廉”相对存在的，则是贪官硕鼠，在他们形迹败露之后，其丑态总这样令人啼笑皆非。2005年里出现的“硕鼠诡辩”更是眼花缭乱，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振振有辞经常能骗取某些人的一时同情，但其自欺欺人的言论总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廉政风暴

　　腐败历来被视为人类公害。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不受到腐败“

　　“受贿济贫”论

　　《法制周报》记者(简称“记”)：湖南永州新田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将受贿款中一部分捐赠给贫困地区，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一种“受贿济贫”的形象，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行为的呢？

　　胡肖华(简称“胡”)：当时一看这样的案子，就感觉里面不对劲，特别是文建茂在二审时，法院认为受贿款可以与捐赠款相抵。

　　我认为，如果是涉案人员由于不肯接收贿款，介绍受贿者以受贿单位的名义将钱物捐赠给贫困地区，那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受贿者他已经完成了受贿过程后，以个人的名义捐赠的，那么，其所得的赃款无论用于何处，都不影响其受贿行为的定性和犯罪的成立。

　　因此，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的说法在理论上讲是显得很荒唐。我国相关法律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没有这样的判例。

　　在法治社会，这样所谓的“受贿济贫”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济贫”在这里仍有一个前提：抢来的，或是受贿得到的，是非法的。它的过程已经决定了它的性质，至于它的结果，最终用于何处，可以影响处罚轻重，但不会改变它的性质。

　　记:文建茂二审时法院认为捐款可以抵消贿款，以及余斌一案中济贫可以作为量刑考虑，这样会对司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胡：法院对于“受贿济贫”案例的判断，凸显出腐败认定底线下沉。这样很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贪官在贪污时做好二手准备，对所受贿之物备个份，一旦有一天东窗事发，全部捐给贫困地区，那就可能被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好官，说不定还能被免于起诉。这将阻碍我们的司法公正和反腐工作。

　　“贼喊捉贼”论

　　记:黄金高声称自己穿着防弹衣反腐，但他实际上又是一个大贪官，您是怎样看待这种通过炒作手段暗度陈仓，来谋取地位、荣誉的现象呢？

　　胡：贼喊捉贼的黄金高，精心扮演了“反腐英雄”的角色来蒙蔽群众。他那件自称是穿了6年的防弹衣，就是他用来夺人眼球的道具。

　　这些腐败“一把手”，往往用人事权来培养自己的势力，运用舆论的力量，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等到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亮，官帽越戴越高，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我们再来监督也就变得难上加难。

　　他的案例说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非常严峻，官员腐败的潜伏期越来越长，对公众的蒙蔽性也越来越大。黄金高长达10年的时间，连续换了多个岗位，但其涉嫌受贿却一直未能被揭发。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

　　“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将功补过”论

　　记:有的贪官认为，自己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身处高位，所得到的与所付出的不相称，自己的功绩应与贪污受贿的罪行相抵消，这样“功过相抵”的说法合不合理，又合不合法？

　　胡：对于“一把手”来说，他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级政府的负责人，往往经过党组织部门层层考察，被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然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把手”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山西临汾翼城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倒台后，人们仍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贪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将功抵罪”获得减刑甚至免罪的现象。使得一部分贪官错误地认为，只要在工作上做出了成绩，犯点错误捞点好处无所谓。但在现代法律上，功过是非分辨得非常清楚，没有“功可以抵过”这一法律条文。

　　“为官一任，造富一方”，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但只要一触犯法律，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时运不济”论

　　记:“赣南第一腐败大案”的原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局长李国蔚在被查处后说，“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对于这样的辩解，您是怎样看待的？

　　胡：李国蔚的话确实反映我们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一直是近年来党建工作的重点，一系列高官受到严惩，我们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各类贪污现象仍然存在。

　　贪官落马，不悔贪赃怨运气，也折射了反腐体制的现实困境。腐败分子好比树木里的蛀虫，我们的现行的反腐“啄木鸟式”，发现一条吃掉一条，但这样并没有杀鸡儆猴的效果。树木里的蛀虫仍吃得欢快，反腐中的“啄木鸟”说不定哪天还会变成“蛀虫”，从反腐成为“官官相护”的腐败温床。

　　反腐，最重要的是让树干百毒不侵。就是进行制度的再构建，要让贪官没有生存土壤。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人来说，用我们的一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将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小贪可同情”论

　　记:在反腐中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中，人们对这些贪官的评价出现新的趋势，虽然有些人也受贿贪污，但在数额上与一些“巨贪”有很大差距，致使有些人对小贪者表示同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虽然余斌“扶贫”得到多数民意的谅解，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否认余斌受贿有罪这一基本事实。

　　只是因为相对近年来那些被揪出的巨贪，余斌的案子显得相对轻微。再加上很少有贪官用私贿扶贫，使得部分人认为这样的贪官是善良的好贪官。

　　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偏差，是对我们法律的一种误解。虽然我们每年都在不断地普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法律有一个理性的、全面的认知。

　　专家档案

　　胡肖华，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法学会诉讼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湖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本报实习生 周红泉 记者 刘俊

　　链 接

　　【文建茂】私贿公用?

　　2004年11月16日，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长文建茂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至2004年期间，被告人文建茂在工程承包、人事安排、学生保险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共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09300元。

　　2005年8月17日，新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文建茂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万元。文建茂不服，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10月15日，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新田县法院对原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宣读了二审判决书。认定文建茂的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收受相关单位礼金属于人情往来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文建茂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详见《法制周报》第10期《贫困县冒出个“阔局长”》)

　　【余斌】受贿济贫?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拿受贿款济贫，两审都被判缓刑，引发各界激烈争议。据调查，余斌在担任湖南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

　　2004年12月23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黄金高】穿防弹衣反腐?

　　2004年8月11日，时任福建连江县县委书记的黄金高在网上刊登了题为《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的署名文章，自述反腐败的经历。一时间，黄金高俨然成了令人敬佩的“反腐英雄”。

　　但是，黄金高机关算尽，最终还是逃不脱法网恢恢。2005年，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金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收受多人贿赂的款物共计人民币354.9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及笔记本电脑一台、白金项链两条(物品价值人民币28.526万元)，其中索贿人民币113.4万元、美元16万元。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受贿、贪污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黄金高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国蔚】官运不济?

　　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局长李国蔚涉嫌受贿和非法收受他人钱物520余万元，因其涉案金额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涉案人员之多、情节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被有关部门称作近年来“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他在被查处后说，“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

　　2005年4月1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李国蔚案，一审判处李国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腐败缓刑应“谨行”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迅雷

　　10月14日《新京报》刊登北京一名检察官鲁石的文章说，近几年来，法院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越来越高。“缓刑”的使用，近年来几成泛滥之势。

　　“一项调查表明，山东省某市辖区检察院，自2000年到2005年上半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被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被告人共143人，而其中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共计102人，占有罪判决人数的71%。”缓刑者占了七成多，难道不够触目惊心？

　　缓刑的滥用，具体到个案几乎数不胜数。一名曾任某法院院长的被告人受贿6万余元，被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某贪官受贿几万元被法院判处缓刑；某刑讯逼供致死人的警察被判处缓刑；因渎职致使发生数十名矿工死亡矿难的某官员被判处缓刑……

　　种种极不正常的“缓刑”，恰恰是在最没有条件腐败的地方创造腐败的空间。司法审判“缓刑空间”的过度开发、广泛实施，是聪明的法官对自己手中“自由裁量权”的高妙运用，也就是没有“自由裁量权”也要创造“自由裁量权”。除了部分是官本位权力的不正常施加，种种很“自由”的“缓刑运作”表明，它本身就是法官在“创造条件腐败”，而腐败的累加，通常就离犯罪不远了。

　　对一些官员甚至是“一家人”的公检法人员的缓刑判决，可能有点“惺惺惜惺惺”的味道，但从本质上看，原因在于缺乏法律层面的强力制约和监督层面的强力约束。

　　仲裁也好，审判也罢，因为手中掌握着“定夺权”，那么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

　　(作者系《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