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的影子

　　“问责”的影子

　　“投资环境实行责任制，你要管不好你的部下，你就是失职，市委、市政府就要让你负‘连带’责任”，孙金龙在合肥市投资大会上的讲的这番话体现了“行政首长问责制”的精神，因为追究责任的予头将指向各部门的行政首长。

　　行政首长问责制，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目前国内已经有多个城市开始实施这一制度，长沙、大连、成都、重庆、深圳等城市都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首长问责制管理办法，有的城市“问责”已经取得明显实施，以重庆市为例，其行首长问责制启动1年多的时间，就已经追究了87名领导干部的责任。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此举被视作行政体制改革的最重大的动作之一，被评价为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标志性举措。《行政许可法》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的“自身革命”，取消了一大批许可事项的同时，对政府管理范围进行“设限”，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这样一部“约束”政府的法律显然是对长期形成的行政习惯的巨大挑战，显然会遇到某些反弹。

　　这种“反弹”最普遍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的失范，在能带来直接利益的“权力”上，行政部门不愿“放手”，反而会寻找一切理由来保存这些权力，此谓“乱作为”；而对于与权力相对应的职责，则以一切可能理由来回避与搪塞，该办的事不办，或者故意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让公众“望而却步”，此为“不作为”。《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很多城市都设立了行政服务中心，目的是减化程序，提高效率，但这一要求在实际中很容易走形，出现了在行政中心受理后，仍拿回机关进行处理，从而重回让公众“过五关、斩六将”的老路上去。孙金龙在合肥市投资大会上的讲话，便提出合肥市要重点解决这种“（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受理，回局签批”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就集中体现了某些权力部门对于行政权力的“迷恋”，而这种迷恋背后仍是利益。某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在该部门的年终总结大会上，公然将这一部门这一年的“创收”额比上年增加了30%以上，作为这一部门的全年的政绩之一。

　　正是由于传统行政习惯的巨大惯性，很多城市才推出了行政首长问责制，即就行政部门的不作为进行问责，也对其乱作为进行问责，此举被视作贯彻《行政许可法》的重要保障性举措。目前，合肥尚未出台全面的行政首长问责制规定，但在优化投资环境领域强化责任追究的做法已经闪动着“问责”的影子，这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本报记者胡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