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周刊]2006：逐步告别工资低水平 徘徊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称，中国在“十一五”期间保持7.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以预见的。相比十多年9％的持续高速增长，7.5％显然是一个谨慎的预测。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预测并没有引起百姓强烈关注。

　　一位网民这样表达自己为什么淡漠GDP：“GDP每年都快速增长，但广大中低收入群

众的收入却没有相应快速增长，这样的发展容易导致两极分化。”

　　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佐证，中国的工资总额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以来持续下降，近些年来维持在12％左右。

　　“工人的工资太低了，低水平徘徊的时间太长了。”就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安庆铜矿采矿区工人程水根感受深刻。他是一名打眼工，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200元，这在工人中算高的了，其他一些行业，工人的收入还要低。“经营者拿年薪，我们拿工资，有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差距也不能太大。”

　　事实上，工资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弊端已经显现。经济高增长与收入低水平的不协调关系，开始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

　　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时代，但是，经济盛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向百姓盛世转变。也就是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因此，展望“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关人士指出：告别工资低水平徘徊是时候了。警惕“涨工资会使工人失业”论调盛行

　　物价涨了，尤其是教育、住房和医疗费用都在翻倍涨，在这种形势下，鼓吹别涨工资，这是为穷人着想吗？

　　2005年11月，在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经济学家李剑阁指出，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源自经济学界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最终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大众的批评和质疑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一种声音直指经济学家的良心：关心穷人就要落实到工资增长上。物价涨了，尤其是教育、住房和医疗费用都在翻倍涨，在这种形势下，鼓吹别涨工资，这是为穷人着想吗？

　　一种声音冷静地分析指出：工资一定程度的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减少并没有必然联系。外资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绝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工资，这是从长远和宏观方面刺激经济进步，从而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阶段，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哪来的消费能力？又如何拉动内需？

　　还有一种声音激烈地表示：如果投资者把劳动力成本压到了极为不合理的地步，这样的“打工机会”不要也罢。现在，一些地方把廉价劳动力当作招商引资的法宝，企业随意解雇工人，任意降低工人工资水平，在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缺斤少两，甚至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这种认识和做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低水平竞争，同时牺牲工人的合法权益，葬送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因此，目前要特别警惕“涨工资会使工人失业”的论调在社会上盛行。低工资水平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打击最大

　　过低的工资收入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一旦“就业黄金期”被过早消耗，他们将成为社会的巨大包袱。

　　海外经济分析师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某些地区投资的劳动力成本因素正在消失。分析师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中国劳动力成本悄然上升的态势，引发了一些死守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人士的惊呼，最大的担心就是会不会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

　　这种担心显然遭到了更多的批评。在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创新劳动走的，而非单纯为低工资而来。那种一味靠勒紧裤带，以低工资、低消费实现高增长的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小农经济的幻想，会延误社会进步。

　　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走过的道路，低工资水平曾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弊端日益显露。

　　低工资水平已经制约到中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抑制了居民消费，使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还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加重两级分化。

　　尤其使社会的分配公平大打折扣的是，低工资水平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打击更大。过低的工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造成诸多社会不公问题；过重的劳动，使得年轻的务工人员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分享社会进步成果，无法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一旦这个群体的“就业黄金期”被过早消耗，他们将成为社会的巨大包袱。

　　关注民间生活疾苦的经济学家，尖锐地提醒：要拉动内需，必须藏富于民。毕竟，职工工资收入水平远远并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危害无穷。从经济盛世转入百姓盛世的迫切期待

　　如果继续让承担能力已经相当脆弱的阶层承担改革成本，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爬升阶段。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具有很好的协调性。这种协调关系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使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时，又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但目前的工资水平显然与经济增长有些脱节。

　　反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显然离不开普通工人、农民这些年来对改革成本的大力承担。他们的付出，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因此，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使改革获得新的动力的角度，这些先富起来的阶层都应该分担一些后继改革的成本。如果继续让这些承担能力已经相当脆弱的阶层承担改革成本，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

　　不少经济学家也鲜明地指出，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国情专家胡鞍钢强调，今后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实质，就是要支付国企改革成本，把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与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浮现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的关键词，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向共富“转弯”的强烈信号。

　　而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6年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共富的“拐点”。普通大众热烈期待，通过实施个税新起征点、完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中国社会将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告别工资低水平徘徊，让中低收入阶层明显地感受到经济强劲增长带来的实惠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