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冤错案：完善刑事司法制度是关键

　　宋英辉教授（右）接受本报记者林世钰采访。(本报记者肖杰/摄)

　　对话人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英辉 本报记者林世钰

　　对话地点：中国政法大学

　　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胥敬祥“抢劫”案……２００５年，“冤案”成为我们法治生活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字眼。究竟是什么粉碎了冤案当事人原本拥有的美好生活，面对冤案，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救济渠道，使冤不再沉，错得以纠？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英辉。

　　冤案发生有共性特点

　　记 者：２００５年，我国一批冤案频频“揭底”，你觉得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宋英辉：纠正这么多冤案，表明我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冤案的发生，看起来是偶然的，但纵观这些案件，它们又有很多共同点：第一，就执法观念来说，都是办案人员本着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只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和罪重证据，而忽略收集无罪和罪轻证据；第二，是口供主义的产物，即办案人员过分重口供，轻其他证据，因而导致刑讯逼供；第三，公、检、法在诉讼中重配合，轻制约，使得本应纠正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第四，证据调查环节的权利保障不够，辩护方不能充分行使辩护权；第五，办案机关没有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譬如该鉴定未鉴定，证人应出庭而未出庭，未遵守法定的证明标准等。此外，实践中办案机关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独立办案，这也是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社会舆论有时候给办案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办案人员急于平息舆论，就草率办案。

　　记 者：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你认为冤案对社会最大的破坏作用是什么？

　　宋英辉：就当事人而言，对其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像佘祥林在监狱里呆了１１年后出来，身体备受摧残，家破人亡，他精神上的伤痛是不言而喻的。冤案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不信任，甚至形成反社会的对立情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不公正比犯罪本身危害更严重。

　　发挥法律监督作用，“阻击”冤案

　　记 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冤案可以作为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反面标本。就司法观念而言，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宋英辉：首先，我们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注重保障人权。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次，要树立疑罪从无的司法观念。对于证据有疑点的案件，法院合议庭应根据具体情况依职权调查核实，或者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经调查或补充侦查证据不充分的，或者检察机关不做补充侦查的，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第三，应当改变重口供的传统观念，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和运用证据，在收集口供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收集其他的证据。禁止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收集证据，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应认定是无效证据。

　　记 者：很多冤案只有等到真凶出现、死者“复活”才能被证实出了错案，而司法人员在审查证据时并未发现，或者发现了疑点也未引起足够重视，这说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宋英辉：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首先，要使刑事诉讼每个阶段，特别是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都能发挥其应有的纠错功能，为此，应当强化后续阶段对之前程序的制约机制。应当加强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和制约。其次，要进一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会见权，但实际上落实得并不好，而且规定侦查人员可以在场，也对会见造成一定干扰，比如说犯罪嫌疑人很难告诉律师警察对其进行刑讯逼供。被告人的辩护权要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保障，即不能拖延和限制被告人与辩护代理人会见，否则对其进行程序性制裁。在保障辩护权的同时，也应规定律师的义务，譬如不能帮助串供和作伪证等，否则要受到法律追究。第三，使一审程序成为真正对抗的程序，保证有争议的证据都能在法庭上进行调查，应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警察必须出庭作证的制度，就案件事实有争议的部分在法庭上进行质证。第四，要完善二审程序，二审应全面审查，开庭审查；对发回重审次数和法院要限制，可以考虑发回同级别的其他法院重审，而不是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因为那样结果往往是维持原判。再审程序也要完善，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第五，区分办案人员有过错造成的错案和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错案，改革错案追究制。如果是因为司法腐败、违法乱纪办错案，那就应该对有关人员进行惩戒；如果是因为案件复杂，认知能力有限等客观原因，则不应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当然这种情况仍应对当事人进行赔偿。

　　记 者：冤案的发生，作为刑事诉讼重要环节的检察机关也应该进行反思。您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把冤案阻止在检察环节？

　　宋英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但目前检察机关很难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一方面缘于法律的不完善，譬如，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是一种静态监督，也是事后监督，难以发现侦查违法问题，也不能从公诉的角度对全面收集证据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的角色，更习惯于和公安机关一起追诉犯罪，而忽视对其进行监督的职能。检察机关应该全面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任务，不能仅仅把自己看做是公诉一方。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中有客观义务，保障人权，避免冤枉无辜，也是检察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任务。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办案的证明标准，客观全面审查、核实证据，注意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等活动，及时发现案件的疑点，避免冤案的发生。

　　畅通救济渠道

　　记 者：我注意到，冤案从产生到纠正往往历时漫长，成本巨大，如河南胥敬祥案，检察官蒋汉生花了７年的时间才将其纠正。你认为应如何建立起及时、畅通的冤案救济渠道，减少纠正冤案的成本？

　　宋英辉：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途径，对已生效的判决，向法院或检察院申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上述的救济途径是有缺陷的，我们还应当规定受理申诉机关的义务，完善受理和处理申诉的程序，譬如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诉进行听证，听取申诉人及其律师的意见，有关机关必须在法定时间内作出说明理由的答复，申诉人对此答复不服的可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同时，还应该完善辩护、代理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使申诉人在申诉阶段也能得到律师的帮助。律师对不符合申诉条件的案件，可劝当事人息诉，以减少申诉总量，使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凸显出来，进入职能部门的视野。另外，借助媒体的力量，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是发现和纠正冤案的一个有效途径。

　　记 者：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司法改革步伐加快，如司法鉴定新规定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还规定死刑二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您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对防止冤案能起到什么作用？

　　宋英辉：可以说，上述措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司法鉴定新规定规范了鉴定行为，保证了鉴定机构的中立性，使鉴定结果更客观公正，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它还规定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时，鉴定人要出庭，这有助于查清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冤案的产生。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能够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做到少杀、慎杀，可避免冤案的产生。死刑二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则有助于查清事实，避免冤案。

　　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助于避免冤案

　　记 者：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您作为多次参加立法讨论的专家，能否透露哪些修改有助于避免冤案的产生？

　　宋英辉：我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确立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取消现行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的条款。这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沉默权，但已隐含着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可以选择沉默的意思。对于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沉默权问题，因涉及到很多相关程序问题，目前尚不宜直接规定。明确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取消如实回答的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从具体内容来说，譬如，要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强化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取消辩护方收集证据的限制，建立辩护方和控方的证据展示制度；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程序；强化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机关收集其他证据的能力，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现象；强化对羁押的审查，加大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及看守所的监督力度；对案件事实有争议的，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和办案警察必须出庭接受质证的制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有前面讲到的上诉审和再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等等。这些将有助于保证案件质量，防止、减少办案中的错误和冤枉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