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卖官还发“执照”防伪

　　“近代广州契约文书与传统乡村社会展”在近代史博物馆展出，“卖官凭证”等亮相

　　新快报记者陈琦钿

　　从元旦起，名为“吾土吾民———近代广州契约文书与传统乡村社会展”，在位于起义路的广州近代史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展览上，200件“契约文书”将全部首次与市民见

面。其中最有趣的当属独特的“分家文书”及“卖官凭证”。

　　据了解，这200件反映广州郊区乡村社会生活状况的各类契约文书，包括土地买卖；大量房屋、禾场；各类典、按、揭等经济行为的记录等，详实地反映了自清代乾隆以来广州郊区乡村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大户分家邀请行商富贾见证

　　对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来说，“分家”似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概念。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古、近代史中，这却几乎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之一。本次展览中的一份活生生的“分家文书”，将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

　　记者从“分家文书”上看到，在清初，一位名叫“徐时华”的人，欲将财产田地分给自己的几个儿子。从文书中研判，徐家是大户，因此分家形式也举办得相当“正式”，请来了十几位见证人，其中不乏十三行行商———如天宝行梁纶焕，乡绅凌荣等，均为“重量级”的富贾。文书中，“徐时华”分给儿子“焕灿”等几人潮田若干、典田若干、银两若干，也都写得清清楚楚。

　　据专家介绍，这种以书面形式制定的“分家契约”，在旧时的中国相当普遍。它反映出大家庭不如小家庭更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这份“徐时华分家文书”则再次说明了这么个社会事实———“清代分家，不仅诸嫡子平分，诸庶子也参与平分”。

　　“卖官凭证”标榜“杜绝假冒”

　　除了“分家文书”外，展品中还有一份相当有意思且极为罕见的“契约”，那便是“卖官凭证”。这份“卖官凭证”是一张户部执照，开具于光绪十七年（1891）。执照中写明“广东新会县人”黄玉亭“捐银五十四两作监生”。收到银两之后，户部相应“还给执照以杜假冒”。与这件户部执照相配的，是黄玉亭的“监照”，也就是国子监毕业文凭。讽刺的是，上面也写明是“杜绝假冒”。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份典型的“卖官”文物，所谓“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国子监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在其中读书是许多读书人的荣耀，但区区54两白银便能买到一份官府开出的正式“毕业文凭”，着实反映出当时吏治的腐败一面。

　　明清墓地“买卖”多称“送出”

　　展览中最早的契约，是一份乾隆五十一年（1786）番禺县沥滘乡卫型端出卖基地时立写并经过官府加盖印章的红契。其中写明，卫型端家中的“基地”位于“西村第二枕尾”，由于家中“粮务急用”，叫价“银五十六两花钱”。而出卖时，是“先召房亲人等”，如果这些亲戚不买，再出卖给别人。民俗专家指出，这是近代广州乡村中宗族力量集权的最直接表现。

　　另外，这些“契约”还体现出本地文化对民俗的影响，比如广州的山地“寿穴”（也就是现代人称的“墓地”）买卖，大都以卖主“出送”的名义进行交易，虽然其中有金钱往来，但关乎死者，双方并不愿意将之与“买卖”扯上关系，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收回“利市银”或“工本银”。

　　落款“的笔”为何意？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石坚平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州日益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商业都会。商品经济因素不断地渗入到广州郊区的乡村社会生活之中，引起土地、房屋、店铺的频繁转让，出现了买卖、典当、按揭、互换等各类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而相关契约文书便成为广州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但由于人力、库房局囿等各种原因，这批契约自上世纪70年代末移交到近代馆后，一直存放在库房内，未能加以开发利用。此次是首度与公众见面。

　　记者发现，展览的契约中，落款处多数署以“××的笔”，如“徐以正的笔”、“麦文的笔”等，这个“的笔”是什么意思？石坚平介绍，经过研究，专家们一致认为“的笔”其实就是如今“亲笔签名”的意思。

　　图："卖官凭证"1

　　图："卖官凭证"2

　　（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