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 11号院内的普通居民楼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老先生在老伴的陪伴下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这位“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怎么也不会忘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一幕。 64年后的今天，当胡承志老先生再次开启埋藏心底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之门时，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尽管听力不好，视力也几乎为零，但面对记者的采访，只要一说到当年那“到死都
不会忘”的事情，胡老先生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哪怕说得口干舌燥，他还是滔滔不绝，历史的画面也一下子被胡老先生的思绪拉回到 1941年。“ 1941年 11月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我，‘标本装箱运走’。当天下午，我找到裴文中，问怎么办。裴先生说‘立即就装’。第二天，我便和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将‘北京人’化石装箱了。”坐在沙发上，胡老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将历史还原。按老先生所说，到现在为止，他的这段“还原”已经不知道讲给多少人听过———国内的、国外的。
老人说，现在家里清静多了，如果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现在居住的屋子，就是现在的这个客厅，经常会出现插不下脚的情况，“寻找这 5个头盖骨的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日本的，甚至是一些国外的记者，都经常把我这屋子堵得满满当当”。老先生虽然现在是“难得清净”，可他说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因为， 60多年了， 5个头盖骨自打失踪便一直没有下落，他的心也跟着悬了 60多年。
“我们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装在两个箱子里，一大一小，大的长 48英寸、高 11英寸、宽 22英寸；小的长 45英寸，高和宽都是 22英寸。”比划着箱子的大小，胡老先生显得有些激动。“箱子是白木板做成的，没有上油漆。”老先生说，由于自己亲身经历了装箱等过程，哪怕是现在再老再糊涂，也不会把这些数字忘掉。
由于知道这几个头盖骨以及其他一些牙齿化石的重要性，所以胡承志他们在装箱的时候也“非常考究”。先是擦显微镜镜头用的细棉布，再是软纸、医用吸水棉花、粉连纸、医用细纱布，经过这 5种东西的多层包裹，头盖骨化石才被装进小盒，小盒内还塞满了吸水棉花。而小盒与大木箱之间也填满了具有弹性的黄色瓦楞纸。“在协和医学院将头盖骨和其他化石装好箱后，我们就把它交到了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但让老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却成了和“北京人”头盖骨的诀别，成了国人和自己老祖宗的诀别。
多年来，有关 5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一直众说纷纭，但不论怎样，胡老先生都坚信这 5个头盖骨依旧存在于这个世界：“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便将之砸烂扔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哪怕不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