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大唐专栏
新年新气象。据新华社电，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的《上海市促进就业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今后用人单位在裁员时，不能老总一人说了算，而是必须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意见，裁员方案要在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提前30天通知工会和劳动者本人，并向劳动部门报告。那种突然通知某员工“明天你不用来上班
了”的做法，将成为违法行为。
应该说，法规的颁布显示出政府这一次充当了保护打工者权益的角色。这可不是一个简单和一贯的角色。在历史上，政府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定位一直都处在争论之中。
在19世纪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西方工人和左派运动倾向于认为政府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与之共同压制工人运动的，因而在不断的国内革命中打击政府或国家。而在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资产阶级却认为福利国家的设计过分地照顾了工人和劳动者，对于这个社会的其他交了很多税的阶级来说显失公平。
冷战结束后，围绕着福利国家的存废，左右之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上月纽约工人为养老金被剥夺而举行的罢工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国家好像又渐渐地转向资产阶级那边了。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资本和权力对社会的宰制加强，打工群体在数量上急剧增长，但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收入、自由、权利和尊严有所流失。对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打工群体来说，政府作为保护者的角色就显得越发重要。
不过，在强调政府对打工群体的责任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打工者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对于国家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有些群体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们掌握这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可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甚至随意地支配他人，也不依赖某种特定保护。而由于个体所掌握的资源的缺乏、个体能力的弱小，弱势群体必须依靠团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而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共同体。
迄今为止，弱势群体的最大保障仍然来自于政府，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是政府的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不仅如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政府得以生存、国家得以维系下去的必要前提。打工人群数量上的壮大和收入上的相对贫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要知道最终的力量来源到底是谁。如果失去了弱势群体的忠诚，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主要的依靠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说上海市政府的这一举措就能够消除劳工就业权益所受到的威胁，因为在一个整体性的打工者权益受到威胁的环境中，单独一个地方法规的出台毕竟作用有限。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程序上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并没有忘记其公共使命。对一个和谐社会来说，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数字的增长，还必须包含权利和自由的增长。在一个市场力量不断强化的时代，政府需要回归它“弱势群体最大的保护者”的角色。
(作者系全球社区人文杂志《市民》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