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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售假者将其当作致富乐园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4日14:31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售假者将其当作致富乐园

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售假者将其当作致富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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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售假者将其当作致富乐园

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高价倒票屡禁不绝


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售假者将其当作致富乐园

春运火车站三乱调查:室内环境令人难以忍受


  春运的火车站总是被染上特别的色彩。形形色色“抢年”怪招迭出不穷。票贩们在倒卖倒买中榨吸着人们的血汗钱;售假者将这里当作致富乐园;各类“托”们忙碌着狠狠赚……

  高价倒票 屡禁不绝

  乘客归心似箭,渴求火车票,“买,无论花多少钱也要买。”一些票贩子以城市白领
为倒票对象,已经把网络作为倒票的新渠道。这种方式更安全。虽然警方采取一些措施,但票贩子却如瘟疫般,一直没有真正绝迹,甚至在某些地方有蔓延泛滥之势。

  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候车区、站台区和列车上,很多旅客都会被民警问到:“您的车票是找何人购买的?是否加收手续费?加收多少手续费?您认为哪个车站的票贩子最多?”这一幕是北京铁路警方为了调查倒票源头,摸清票贩子和黑票点的行踪,而专门展开的大规模旅客购票来源调查。仅此一天,在北京站和西站,民警就发放3万张调查问卷。随着春运的临近,北京率先打响了严厉打击票贩子的战役。北京铁路公安处一位警员告诉记者:“通过客票调查,买了高价票的旅客就能反映出购票地点及票贩子的特征,以便警方及时掌握倒票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动向,有针对性地组织整治和打击。”

  近年来,与春运一词联系最紧密的是票贩子,票贩子被按倒在地,被搜身,被反手躬身公开逮捕,如此镜头春运期间我们已司空见惯。票贩子已成为火车站一个绕不过的毒瘤,成为乘客心头之痛。记者历时三年,追踪调查票贩子——

  买票难春节不回家

  “我想回家,在外面打工一年,这时候谁不想回家?”一位民工告诉记者。但面对长龙一样的买票队伍,他感到无望而无助,“这是我在等候买票的第三天,还不知今天能不能买到票。一定得回家!老婆孩子几张嘴都等着我回去过年。”另一位民工说。在火车站,归心似箭的人并不在少数。然而到售票窗口买票得到的回答总是:“对不起,你要的票没有了。二天、三天以后的票也卖完了。”

  焦灼与失望写在人们的脸上,他们在火车站广场徘徊,“如果这时候谁有票卖,为了回家,多加些钱也行!”一位乘客告诉记者,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少。这时有人走过来问:“要票吗?”许多人如获救星,“买,无论花多少钱也要买。”

  刚刚上演的一幕,在全国许多火车站都曾经上演过。“今年我不打算回家了,火车票太难买了,那些票贩子太黑了。”工作在北京亚运村的白领张先生坚定地告诉记者。租居在北京前门的周小姐则说:“与其把几十上百元的钱给票贩子,还不如春节不回家,平常抽时间回去一趟也一样的。”买票难的现实,令周小姐不得不做出这种退一步的选择。

  普通人买票这么难,那么,穿梭游弋于火车站与乘客之间的票贩子,又是如何拿到票的呢?

  揭秘票贩子获票新伎俩

  2005年1月27日,北京的天格外的冷。来自安徽肥西的周阿三(化名)早早就起了床,胡乱抹把脸就与同伴一起直奔西客站。天还很黑,但西客站已经人来人往了。售票的窗口前已排出长长的队伍。前面有几个熟悉的面孔,周阿三冲他们挤一挤眼,算是打了招呼。有一个同伴已走出来,他的手里多了一张票。

  “你们一共几个人?”记者问。“十来个吧,都是同乡,一起来做这种生意赚钱。”周阿三说:“提前排队买票,我们这是最没有门路的办法。这种渠道最辛苦,有时为了买到一张热门路线的票,我们一站就是一通宵。”

  据记者,周阿三这种票贩子只能算是票贩中的“初级水平”。郑州铁路局公安段刘喜军段长告诉记者:“票贩子倒票一般有五种形式:一是雇佣多人排队购票,由于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对个人购票实行限量,许多小票贩子就以这种蚂蚁搬家的办法囤积热门路线的火车票。二是寻求那些同火车站有票务关系的单位,通过其超报订票数量,最后将多订的火车票放入自己囊中。三是挂靠与火车站签有订票协议的旅行社或票务公司,向其缴纳一定的手续费,然后将其名下的火车票据为己有。四是伪造各类证明材料,通过以单位名义订票从火车站骗取车票。五是自己动手制作假车票。”

  曾做过三四年贩票生意的周阿三告诉记者:“火车票不外几种,一种是真票,不管以什么办法,从火车站里倒出来;二是假票,自己动手制作假车票,以假乱真,蒙一个算一个;还有一种是过期票,乘客慌乱中顾不得看日期,只看是几点几次车,忽略了是今天还是昨天的日期。等入站检票时,被检票员发现,我们早不见踪影了。”

  据记者调查了解,为了逃避警方打击,2005年以来,票贩子已将炒票主战场从火车站售票大厅和站外广场,转移到了春运客流密集的汽车站场,以及民工经常出没的小卖部、录像厅、大排档。据《南方日报》报道,在广东,一些实力雄厚的票贩子,还纠集社会闲杂人员深入广州周边的顺德、中山、番禺、南海等地,直接到民工密集的工厂门口和宿舍区倒卖火车票。周阿三告诉记者,他们在武汉的同乡,“一些以城市白领为倒票对象,已经把网络作为倒票的新渠道。这种方式更安全,从有钱人手里赚钱也更容易”。

  屡治屡贩症结何在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一个偏僻的旅馆里,周老板得意洋洋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前年我从乡下来到郑州,给一个浙江老板打工,他雇了8个人每天去买票贩票,然后由他高价出手,最终我们只拿小头,大部分钱都让他赚了。干了一年,我明白了其中的门道儿,去年开始8个人中有4个跟我一样,自己当老板。”

  现在,周老板手下有10个人,每天一早去排队购票,而周老板负责附近旅馆、宾馆“联系业务”。“这种活儿不费事,就是混个关系熟,赚钱也不少。”周老板实话实说。

  “一年能赚多少钱?”记者问。周老板神秘地笑了笑,伸出三个手指头。记者说:“3000元?”周老板摇头说:“我这只算小打小闹,一个春节把雇的人钱付了,自己净落30000元。”

  30000元,相当于10个民工一年的打工钱。如此暴利,周老板们何乐而不为?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何在北京站、广州站、上海站,西安站、武汉站等全国各大火车站,都可是看到票贩子的身影。“无利不起早。票贩子从中获利颇丰。一张票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以至数百元,乘客掏的钱已超过了火车票的面值。票贩子为何难查处?关键是暴利在作祟,为了暴利,票贩子什么招都想得出来。而一些订票单位也悄悄参与其中。”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向记者描述。

  其实,查处打击票贩子,铁路部门早有规定,一旦发现订票单位有“炒票”、“转让转售”以及“加价发售车票”等行为,将永远取消其订票资格。但是,单单要求铁路售票部门,在事前预防票贩子通过上述手段获取车票,的确也是一件为难之事。武汉火车站一位警务人员告诉记者:比如,面对排队购票的票贩子,票务部门一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卖票给他;面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票贩子炒票的订票单位,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票务部门也拿不出多少理由拒绝他们的订票申请;面对那些经过票贩子精心伪造、同时还加盖一些政府部门公章的假订票申请书,票务部门既难以识别,也无法否定,最终还得同意。对于售票环节上这些被票贩子们利用的漏洞,铁路票务部门颇为无奈。

  票贩子为何屡治屡贩,难以根除呢?身为郑州铁路局公安段段长的刘喜军分析更为准确:首先,市场需求催生票贩子。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2005年春运结束前,对300多名旅客的购票情况作了现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令人震惊:35.8%的受访者都曾通过票贩子或其它不正当渠道,购买过高价火车票。

  其次,票贩子有利可图,使得他们前仆后继。价值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不仅仅是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提高票价,更为突出的是票贩子们疯狂倒卖火车票甚至制贩假火车票。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倒卖车票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却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铁路运力在春运期间的供不应求,是催生票贩子出现的直接原因;只要存在供不应求,票贩子就难以绝迹。

  第三,法律漏洞导致处罚乏力。尽管警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对票贩子很多时候更显得无奈。根据治安处罚条例,对大多数票贩子,只能抓了放,放了抓。目前,警方对抓获的票贩子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移交司法机关。前一种方式用的最多,大多罚点钱、行政拘留几天就放人。劳教只针对那些倒票数额大、而且有前科的票贩子。真正移交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更少,而且仅倒卖车票而没有其他犯罪行为的话,最多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

  棘手事须铁腕治理

  北京西客站查处票贩子的行动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北京铁路治安支队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铁路部门向正规售票点发放的车票加收5元手续费是经过合法审批的,但有些黑票点每张车票加收百八十元手续费,这将是今年警方打击的重点。而北京铁路公安处的一位责人进一步指出,今年铁路公安处已经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旅客可以拨打51834348、51834738这两部举报电话,一经警方查实,旅客不仅可以继续使用车票,还可以得到票面额50%的奖励。

  2005年12月21日,记者又从铁道部公安局获悉,自即日起至春运结束,铁路公安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代号为“蓝盾行动”的集中围剿打击票贩子专项战役。铁路警方强调此次行动将集中打击倒卖车票活动,整治非法代售、代购火车票点,端掉制贩假票、囤积倒票的黑窝点,如有订票点违规加价售票将取消其订票资格。一旦发现铁路内部人员有和票贩子勾结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据铁道部公安局政委张庆和介绍,全年全国车站不同车线都有票贩子相对集中活动时期,春运期间部分车线车票紧俏,容易被票贩子盯上,因此铁路公安部门决定在全国开展票源调查,并建立常年调查机制。

  几年来,为了查处票贩子,有关部门的确想了不少办法。铁路部门为从源头上切断票贩子的票源,对售票员一律实行当班“不准带手机、不准带私款”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对内外勾结参与炒票者一律处以下岗,并连带追究领导责任。警方不惜从外面调来警力到本地打击炒票的散兵游勇,意欲把他们赶尽杀绝。据2005年3月5日新华网报道,重庆铁路警方为打击票贩子,每天投入300余名民警,分成数十个小分队昼夜巡逻,每天都是两班倒。

  虽然这些措施有一些收效,但票贩子却如瘟疫般,一直没有真正绝迹,而是变得更加狡猾,甚至在某些地方有蔓延泛滥之势。从记者掌握的最新情况看,今年铁道部门采取了更有力的手段来惩治票贩子。

  记者从北京铁路宣传处了解到,针对即来到来的“双节”,有关方面正在加强措施,对于票贩子的查处会在最近展开一系列风暴行动。与北京西客站同样的做法,正在全国各大火车站展开实施。郑州铁路局公安段刘喜军段长说:“郑州火车站不久前,已公开处理了一批票贩子。”但刘喜军同时也指出:“通过发放调查表来看,有的乘客愿意配合举报,他们觉得自己从票贩子手中花大价购票太冤了,但有的则觉得自己多花二三十元图一方便,就不愿配合调查。所以,查处票贩子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劣质商品 公然叫卖

  春运将至,全国的各个火车站又将迎来新的客运高峰,那么火车站做好准备了吗?记者选取北京、郑州两大城市进行了明察暗访,结果令人吃惊。火车站成了城市中的高消费地带,但令人气愤的是,消费者高价换回的却是劣质商品。

  车里车外食品问题多

  火车站食品问题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2005年12月20日,北京站,风特别大,广场上的人蜷缩着手,依次进入候车室。

  记者走访了火车站附近的烟酒副食品商店,在这里烤鸭是商店着重推荐的商品,它也被摆放在商店最突出的位置。然而记者却发现,除了全聚德,这里还冒出了其他牌子的烤鸭,如“全福德”等,“全”、“德”在烤鸭上使用频率很高,旅客要是不仔细看,还真闹不明白,而且此“全×德”与彼全聚德价格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很容易把相当于全聚德一半价格的其他“全×德”买走。记者还发现,有些所谓“北京烤鸭”包装上字迹模糊,生产日期若隐若现,但是经记者仔细辨认,食品包装上还是呈现出生产日期“2004年9月”。而其保质期只有360天,肯定是过期食品。出了门,“北京特色食品”的宣传牌还在风中招徕着客人。

  广场上有两个商品销售点,上面的商品几乎全是不知名的产品,“康好味”“康福138”等产品成了这里的主流方便面,包装上酷似康师傅。“3元一盒”,记者随便拿起一盒掂量了一下,立刻感受到里面的面饼非常小。而在超市里,这样的价格足以买上一桶名牌方便面外加一包咸菜。看到记者到来,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女摊主立刻笑脸相迎。记者拿起一包酱猪蹄,“15元”。女摊主一看记者翻看外包装,赶忙说:看生产日期吧,在这里。但是女摊主翻来覆去找了许久,最终也没找到生产日期。

  北京糖果全国有名,然而记者在这里却发现不少糖果都是河北的产品,而在那些分着包装的糖果上,标识不全、缺少生产日期的现象比比皆是。

  车站的情况是如此,那么列车上的消费环境又如何呢?记者走进候车大厅,随便和几位乘客聊起来。他们都是老铁路,对列车上的食品状况了然于心。

  “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时难。谁难?穷人难。我坐火车从来都是在超市买有质量保证的食品带上去,便宜又卫生,从没在火车站或火车上买东西吃。火车上的东西超贵,10块钱的早餐就是一碗白粥加几根萝卜干”。 张女士对火车上的食品有自己的心得,也有自己的破解之法。

  此类事情记者也曾目睹,当时是从天津到武汉的车上,对面的两位男乘客买了德州扒鸡,然后买了瓶啤酒,还来了瓶小烧,搞了点花生米,准备美美吃上一顿。他们打开德州扒鸡的包装,散发出的味让人受不了。于是把卖货的乘务员叫过来要换,乘务员说是好的,硬是不给换。最后两位乘客较了真,打了包装上厂商的电话说要投诉他们卖过期食品,这时候乘务员慌忙给换了。

  “劣币驱逐良币”成行规

  火车站不仅劣质食品横行,这里也成了劣质日用品的藏匿之地。记者在北京和郑州的调查中发现,在火车站,日用品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位多年从事卫生纸销售的商人告诉记者,自己曾多次试图打开火车站的销售渠道,但是却都是无功而返,原因就是自己的纸价格太高。他认为,自己经销的纸质量好,价格当然不能太低,否则成本都收不回来。而以这样的价格给火车站的小商店小摊位,他们无论怎样也不会接受的。一桶卷纸,他们进货成本几毛钱,而在这里,他们可以卖到2元以上,此中的暴利可见一斑。所以,有质量保证又受制成本的商品在这里很难立足,几乎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行规。

  记者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北京西站的出口厕所旁,记者看了看摊位上放着的卫生纸,都是一些标识不全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产地又多在河北的一些小地方。记者买了一卷上厕所用,刚打开上面的包装,纸屑便散落一地,在风中弥漫开来。随手一拉,整个纸顿时呈现支离破碎状。平常人也能知道,这样的产品卫生肯定不会达标,更不会是什么正规厂家的产品。然而这样的产品却借着火车站这块风水宝地,大行其道。

  毛巾、香皂是行路人的必用物品,更是与人健康紧密相关的日用品。而在火车站,记者看到的情况却是,这里成了三无产品的销售地。而就是这样的产品,价格却比名牌产品高。

  香烟造假在火车站附近也比较猖獗。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乘火车出游的抽烟者,58%在火车站买到过假烟,其中13%的人选择了去退换,而高达87%的人则选择了忍气吞声。

  “火车上的袜子可买不得,买了你就后悔。”出差去济南的老王提醒坐在自己对面的两个年轻人,而在火车甬道旁边不远,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女员工正在推销着自己的袜子,为了证明自己所卖袜子的结实,她请了一位旅客帮她演示。先是使劲拉扯袜子脚趾头的缝合处,后又拿着一根针在袜子上来回划拉,最后竟然还用打火机隔着袜子烧起来。如此这番过后,袜子丝毫未变形,完好如初。演示完毕后,开始有旅客掏钱购买了。三双才10元,价格也不贵。“为什么袜子不破,那是有手法技巧的。按说,扯不破的袜子,穿肯定是破不了,但是我买回家没几天,脚趾头就钻出袜子。”老王调侃着,两个年轻人听得连连点头。

  药店外的“独立王国”

  国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处方药品必须凭借处方才能销售,否则一律不准销售,河南郑州街道上的大小药店都严守该规定。然而,在郑州火车站内的柜台内药品不但价格比市场上高出许多,而且处方药品还公然销售,俨然是不受国家法规约束的“独立王国”。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室二楼东侧的商品柜台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间夹杂着数十种药品,其中有白加黑、康泰克、严迪、阿莫西林等处方药品,柜台后两名售货员无聊地来回走动。记者指着一盒康泰克询问价格,一名黄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5元钱一盒。当记者说到火车站外边药店都是10元钱一盒,这里为什么这么贵时,黄姓工作人员表情十分不屑地说:“这里就是这价格,爱要不要!”

  当记者告诉黄姓售货员,一些药品是处方药品,没有医生的处方是不能随意销售时,她的表情立刻变的十分愤怒,说这些药品都是一般药品,哪儿都能卖,并质问记者:“你懂不懂呀 ?不懂别瞎说!”随后,便不再搭理记者。

  调查结果表明,火车站劣质商品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旅客的安全健康和消费权益。如果带着这样的食品、商品上路,一旦在火车上发生食物中毒或者过敏等症状,而环境又不便及时救治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安全重于泰山不仅仅体现在运输上,劣质商品带来的危害也成了铁路线上的一棵毒草。

  配套服务 陷阱密布

  近几年来,随着普通老百姓维权意识的增强,与铁老大打官司的诉讼也时常见诸报端。国家对铁路服务加大了整治力度,铁路服务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然而在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下,铁路服务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转眼又是春运时,这样的服务质量状况,旅客会愿意吗?

  商家拒给顾客发票

  火车站附近,商家销售商品不给发票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要票没有,宁可你不买我的物品。”成了众商家的共识。

  在郑州火车站,记者进商店随便挑选了几样商品,结账后总共38元。付完款,记者索要发票,营业员淡淡地说:“没有,给你开个收据成吗?”说着,她便拿出一本空白收据,在上面写上“收款38元”,但收据上既没有售货商签名,更没有盖章。

  记者坚持要发票,女老板又开始在自己手提包里寻找,一会儿拿出一张已刮过奖的餐饮发票说:“把这个给你,别的没有了,这还是我昨天吃饭时要的发票呢!”

  在北京,记者走访了火车站旁边的商铺,询问购物是否有发票,但他们都表示购物不给发票。其中一家商铺,有顾客要发票,老板甚至表现出惊奇的样子:“买东西,要发票?没有。要收据,开多少钱都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如果未按照规定开具发票,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非法所得,可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看来这些规定在火车站商店形同虚无。

  各种“托儿”依然活跃

  在郑州火车站出站口附近活跃着一帮专门拉人住旅社、搭乘

出租车的人,郑州市民俗称他们为“住宿托”、“的托”。这些“托”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为不法人员,他们或把乘客领到环境恶劣的旅馆内,索要高额费用,或通过女色诈骗钱财,或介绍的出租车不打表计费,索要高价。

  他们的存在致使不少初到郑州的人上当受骗,受骗者轻则损失钱财,重的还会遭到人身侵犯。类似事件,多次被媒体报道,郑州火车站地区的相关部门也多次进行了打击。那么这种现象是否依然存在呢?记者再次赶赴火车站进行了调查。

  在火车站南出站口,记者背着包,扮做一名刚刚从出站口走出的旅客,刚走到门口,数名中年妇女就拦住了记者。“住旅社不?20块钱一夜,干净舒适,还可以找小姐。”十分露骨的话语在耳边响起。在从南出站口到火车站广场停车场东边200多米的路上,记者接连遇到了7名介绍记者住旅社的中年妇女。在火车站广场北侧,也接连有4名女子向记者介绍出租车。而且一些正规出租车也拒绝拉载近程乘客。

  本刊曾经对北京西站的黑托运进行过报道,但是在时隔一年后,这里的秩序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旅客对这里的反映依然强烈。

  “黄牛”带路 一路“绿灯”

  近段时间以来,郑州火车站地区相关部门对“黄牛”进行了严查,众多“黄牛”纷纷落入法网。但仍有一些“黄牛”仍在火车站周边活动。没想到,记者一行三人竟成了“黄牛”的服务对象。

  2005年12月21日下午5时许,记者一行三人途经郑州市火车站广场东南角时,一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突然拦住记者,询问记者是否坐火车。记者立刻意识到遇到了“黄牛”,就故意说了一声“要去上海,但没有买到票”。听到记者的这句话,老人立刻拉住记者,说她有法让记者一行三人上车,条件是每张票加收50元钱。记者表示同意。

  老人立即拿出手机帮记者联系。3分钟后,两名男子便迅速跑过来。

  当两名男子了解到记者要坐卧铺时,两人中一穿黄色上衣的男子立刻拦住记者,称可以直接把记者领上车,条件同样是加50元钱。“在进站口,验票的火车站工作人员不停地向进站的旅客喊着:“票!票!”。但该男子只是向正在验票的一名女工作人员低声说了一声“领俩人”,便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顺利地把记者一行三人带进了车站。在乘坐电梯上二楼候车室时,记者无意间发现该男子悬挂的钥匙串上有一把手铐的钥匙,记者摸了一下,询问该男子是否是警察。该名男子十分诡异地告诉记者:“看透别说透嘛!”

  在二楼第二候车室验票口的栅栏处,该男子向一名带着红袖章的老年男子耳语几句后,就在数百名候车人的注视下,带着记者通过已经被“红袖章”拉开的栅栏进入了站台。“老弟,顺利吧,一路都是畅通无阻!”

  当天下午6时整,由银川到上海的362次车到站。两名男子立刻拉着记者一行三人和那名挎包的乘客向15号车厢走去。在车厢门口,一名工作人员已经站在门口验票,但在两人的带领下,记者一行没有像其他乘客一样经过验票,就顺利登上了列车。在车厢内补票处补票时,记者亮明了身份。带记者登车的两名男子说:“你们装得还怪像呢!”然后拔腿就跑。

  回到车站后,记者立刻把事情经过向郑州火车站有关领导做了说明,先前为该男子开栅栏门的老人和记者一行被领到郑州铁路公安段内。面对民警的询问,那名为“黄牛”开栅栏门的老人说,自己是候车室打扫卫生的,当时该男子说自己是公安段的,所以才为其开了门。民警非常坚定地告诉记者,那个男子肯定不是公安段的,他们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

  室内环境令人难以忍受

  为更好地服务乘客,郑州火车站特地在候车室内设立了吸烟室。然而,由于排风不畅,这些吸烟室内的环境令人难以忍受,候车室内的空气也十分浑浊。

  站在郑州火车站第六候车室门外,向里看,候车室内烟雾缭绕,数百名乘客就坐在烟雾之中的椅子上候车。刚刚走到候车室内,就可以闻到刺鼻的烟味。在候车室西北角的吸烟室内烟雾更为浓密,几乎难以看清楚里边的人,候车室的烟雾也正是从吸烟室敞开的门散发出来的。

  走到吸烟室内,里边更是让人难以忍受,浓烈的烟雾刺得人难以睁开眼,六七名乘客或蹲或站地抽着烟卷,不时发出刺耳的咳嗽声。记者在里边呆了不到三分钟,就赶忙退出。在这时,一名在吸烟室门口抽烟的男子和记者开玩笑说:“忍受不了吧 !不带烟进这里边都能让你过一下烟瘾!”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记者 白战林 唐哲 河南商报记者 刘畅 田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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