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很快成为人们的行动口号

　　苦心经营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月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月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画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接受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告诉说邓小平已将《提纲》交给他修改，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又找了胡耀邦去，提醒他要“慎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胡乔木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先让于光远组织修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单位，这一年的七月初才正式建立，它的负责人除胡乔木、于光远外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邓力群，是一个“秀才”班子。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以及撰写理论文章，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情况，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于光远“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熟悉科学技术工作。他对《提纲》作了一些结构上的改动，压缩了篇幅，改写了一些地方，用了两三天时间拿出了一份草稿。但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求胡乔木亲自负责。

　　8月31日，胡乔木、胡耀邦召集李昌、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讨论《提纲》的修改，科学院的吴明瑜、罗伟、明廷华，国务院政研室的孙小礼，教育部的甘子玉和龚育之也参加了讨论。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显然是出于策略上考虑的意见：科学院起草的稿子太锋利，站不稳，要重新搞。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都讲得那么凶。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胡乔木还对《提纲》如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像第三部分的题目，就不要用“力求弄通”的讲法，这个讲法有徘徊的意思，要讲“坚决贯彻”。他提出：“要把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他还提出现在的稿子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以来写文件的那些语言。

　　接着，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六部分改为了三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在第二部分里选编了毛泽东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共集纳了十条。《提纲》之外，还编了一个《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作为附件。后来，由于有人对《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提法有疑问，邓小平又指示编了一本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名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作为第二个附件。

　　9月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未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都到了，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教育部等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首先按《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说，科技战线的任务，第一，是为生产需要服务；第二，是发展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研究基础科学。他还对科学院整顿进展情况作了简要汇报。李昌和王光伟也相继作了汇报。会上气氛很热烈，大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邓小平兴致勃勃，在汇报过程中也插了许多话。胡耀邦汇报到差距很大时，邓小平说，这一点是要谦虚一点好。胡耀邦汇报说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说，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应说清楚。胡耀邦汇报到落实政策问题时，邓小平说，所以研究室不调整，很难说落实。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胡耀邦讲到自己有“辫子”会被人抓住时，邓小平说，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话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在谈到科技队伍的现状时，他说，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年轻人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少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邓小平强调说，广大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科研，闹派性的人是少数。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邓小平还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邓小平提出要把专家治所、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等内容以及会上的一些重要意见增补进去，再改出一稿，就可以报送中央了。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份苦涩和几分遗憾。他认为援引罗列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必要性究竟有多大？对初稿中理论性论述的部分被删去，深感惋惜。结束了《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继续开展科学院的各项整顿。

　　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请胡耀邦讲话。在这个有二千五百多名青年科技人员出席的大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讲话，响亮地提出了“进行新长征”的口号。他热情洋溢地说，这个新长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伟大的长征、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

　　他还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

　　他在讲话中向青年提出了四条要求：大学革命理论，大树革命雄心，大讲革命纪律，大长革命精神。他说，在到2000年前的二十多年里，年轻的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二是马马虎虎混他半辈子，从现在混起，再混二十五年，也是“老革命”了；三是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他说，这第三种人一定不是少数。

　　末了，他深情凝重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到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将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这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对他的感谢和祝愿之情。胡耀邦接着说：“同志们不要鼓掌，那种事情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就将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

　　他的讲话在青年们激动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它是那样的顺乎人心、感人肺腑。社会上一再把讲话记录稿翻印传抄，“新长征”也很快成为人们的行动口号，成为报纸上喜闻乐见的主题。正是在胡耀邦这种思想、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科学院许许多多青年更加坚定起来，显现了昂扬奋发的姿态。

　　但是胡耀邦确实没有能够参加二十五年后的聚会，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也就是胡耀邦做“进行新长征”报告这一天，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

　　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这次他来到胡耀邦家，说了写信的事，胡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他们(指迟群、谢静宜)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胡耀邦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说：“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你们信里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刘冰说明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同时提出请胡耀邦将信转给邓小平。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住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刚刚露出曙光的天空，霎时又阴云密布。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参加，作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以及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毛泽东指定参加了邓小平“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教育部长)、李昌以及刘冰参加，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胡耀邦和李昌事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就科学院的整顿中的“错误”做检查。会上，迟群、谢静宜否认刘冰对他们的揭露，然后一致对邓小平进行大肆攻击。会上把替刘冰转信也作为一个严重事件追问。王洪文发言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有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说胡耀邦的“右倾回潮”的言行“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不断讲话，指责科教方面出现了“逆流”，大刮“翻案风”。

　　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由被“帮助”的五个人作检讨。胡耀邦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对于替刘冰转信一事，他说：“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信要由你自己送。”他讲完后，王洪文没有吭声，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③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立即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继而由“四人帮”操纵，在社会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④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批判《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把根据“以三项指示为纲”④写成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连在一起，说成是“三株大毒草”，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使用了一切吓人字眼，企图全面推翻已见成效的整顿工作。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四人帮”帮派分子得意忘形地把《汇报提纲》和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邓小平的插话讲话记录稿印了成千上万份在院内外散发，鼓动群众起来批判。他们哪里想到，今非昔比，科技人员看到这两份材料后，都觉得这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毒草而是香花，不是谬论而是为党为民的金石之言，不仅不应当批判，还应当充分肯定。“四人帮”帮派分子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但群众对“批邓反右”十分反感，拒不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别去开。在院机关，在由几个科室联合起来召开的一次会上，可容纳一百多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坐了几十个人。胡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和批判。有的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胡耀邦大吼：胡耀邦，你一到科学院就上蹿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作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什么心？胡耀邦鄙夷地望着他说，毛主席指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我不去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又有造反派跳出来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里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胡耀邦不屑地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台下的群众，每当听到“造反派”提出那些愚蠢透顶的问题，就会毫不客气地发出嗤笑声，而当胡耀邦对答时，又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赞叹，那几个“造反派”尴尬万状，只得草草收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胡耀邦感慨万千，不胜悲痛。“四人帮”竭力压制全党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下禁令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宣传等等。胡耀邦当时正受批判，但他还是鲜明地支持科学院下属刊物突破禁令，刊登周恩来的照片、党中央的讣告和邓小平的悼词。

　　胡耀邦在“批邓反右”斗争中气愤和郁闷交加，又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时称“反帝医院”)。科学院“造反派”头头竟蹿到医院去揪他，医生们出面坚决阻止，声明如果粗暴劫持，一切后果由不听医生劝阻的人负责，“造反派”才悻悻而去。到7月，他们声称得到“中央批准”，把胡耀邦揪到了大连，要在全国科学会议上批斗。他们把腐烂了的水产品给胡耀邦吃，使他得了急性中毒性肠胃炎，腹泻、呕吐不止。7月28日回北京的路上，正赶上唐山大地震，幸而火车在秦皇岛附近停下，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胡耀邦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他的家为了防震，在厅里搭了个双层铺，上接屋顶，以拦接震下来的砖瓦，下层住人。就在这样局促的环境里，勤于思考的胡耀邦一直在沉思科学院这一场交锋和那些重大观点。为了进一步弄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他细细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的笔记性著作一共有四册，七八十万字，译文艰涩，读起来十分吃力，胡耀邦静下心来，硬是一字一句读下去。那时于光远常去看望胡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的《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两个人认真领会了这些论述的含义。后来于光远追述说：“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但正像人们说的，胡耀邦到哪里工作，哪里就有声有色。这次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近期联合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文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