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

　　1月3日，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先生在日本京都府逝世，享年95岁。

　　（《新安晚报》１月４日报道）

　　东史郎逝世了。而在2004年12月4日，86岁的南京老人李秀英就逝世了。作为历史的人证，作为一场战争留下的“活化石”，同样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指向的历史符号，在他们所

代表的一群人都必然地完成生老病死之铁律之后，还有谁将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作证？

　　真实的历史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只需要正视、承担并反思。对于东史郎来说，能够留下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已经足够。因为，在他下跪的地方，在他痛心的时候，在他说出真相的时候，他的灵魂找到了安宁的理由。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同样是一跪，1970年的施罗德让德国走出了二战的阴影。但同样一跪，却也有着巨大的区别：东史郎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作为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

　　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促成了欧洲式的“历史共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就发生在这种“历史共识”之上。我们丝毫不怀疑，东亚同样需要欧洲式的历史共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沈骥如研究员指出，“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能否正确对待历史。”其实，一个国家的未来难道不也同样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对待历史？真实的历史是有力量的，它赋予人类以智慧，让人类能够以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最终使人类免于凶残和懦弱，免于施暴与受难。这是很多人拒绝遗忘的理由，也是另一些人千方百计想要扭曲历史真实的原因。

　　1987年8月15日，东史郎向朝日新闻读者栏目投稿发表《南京大屠杀———我为什么作证》，其中写道：“真正的友好产生于真实之中。隐瞒事实，而以客套语言应付固可自鸣得意。但装出善意面孔，搓着双手做出笑脸，不会产生真正的友好。”然而他到底没有盼来一个民族对于真实的正视与承担。这是东史郎虽死犹憾的，也同样是一个至今仍然背负着罪恶、距离历史真相渐行渐远的民族最终不能回避的。

　　东史郎去了，李秀英去了，但历史犹在，真相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