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临刑前急盼捐肾救人（下）

　　冲动酿大错

　　在看守所中，刘大军几乎每过两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有时甚至一天要写几封信，向亲人们诉说他的苦闷和忏悔，忏悔的主要内容都是：不该一时冲动，酿成大错。

　　“只因我一时的冲动和好强，犯下了大错，我现在感到非常后悔，但后悔又有什么

用呢？”（2005年7月11日）

　　“这件事我万分地后悔，悔，悔，悔……！都是我一时冲动，如果有来世，我会好好做人，听你们的话。”（2005年7月14日）

　　“为了这种事断送了我一生，想起来真是不值得。”（2005年10月12日深夜）

　　11月23日，刘大军听到法官宣布死刑判决。从此整整一个星期里，刘大军再没给家里写信。

　　11月30日，刘大军再次拿起了笔：“当我踏进看守所的那一天，我就预感到了今天的结果。请原谅我的过错，从今后，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才能与亲人们相聚，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才能再次拥有与亲人团聚的天堂。”

　　刘大军的父亲读着儿子的来信，哭了一场。本组稿件图文/本报记者夏显虎

　　迟早要出事

　　刘大俊说，“从1998年开始，他身上一直带着刀。他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小学毕业回家干活

　　刘大军的家在离万州城20多公里外的一个大山沟里，在那个摇摇欲坠的土房子里，刘大军度过了寂寞的童年：父母亲每天都在为一家人的生活劳累，没时间管孩子。刘大军就像一根野草，来到这个世界，寂寞地生长。

　　刘大军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因为他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贫血。家里最需要的就是劳动力，刘大军虽然还小，但呆在家里，还能帮助父亲干点活。

　　再后来，1997年5月，刘大军的母亲去世了。那一年，刘大军才15岁，哭喊着掩埋完母亲后，便背着薄薄的被子，到万州城谋生去了。

　　那一年，成绩很不错的哥哥刘大俊也从高中退学，进城谋生。

　　进城谋生盼望扎根

　　经人介绍，15岁的刘大军在万州白岩路一家小面馆，做起了帮工。做了半年，也没有挣到钱，刘大军离开了这家面馆，到沙河子帮助哥哥照看经营水果摊。

　　过了一段时间，刘大军对哥哥说，得靠自己生活，不能老是依靠哥哥。刘大军相信自己能在这座城市扎根，“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过上好日子。”

　　这样，刘大军就离开哥哥，到胜利路一家茶馆跑堂，帮老板放录像，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那段时间，细心的刘大俊发现弟弟渐渐有了些变化，好像非常压抑。问他，他也默不作声。

　　开始变得敏感自卑

　　在茶馆干了一段时间，刘大军不干了。进城一年多来，这个原本就很敏感的少年，感受到了太多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在他心里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尤其是一些城里人对他冷漠、不屑，更使他变得异常自卑。

　　刘大军又到一家火锅店打工。有一次，火锅店的一位师傅把生菜和熟菜混合放在一起，被老板发现了，以为是刘大军放的，很生气地把他叫过来，大声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生菜熟菜要分开放！”

　　刘大军被这突兀的一骂，愣住了：“这不是我干的啊。”老板说：“好啊，还不承认！”

　　说着说着，刘大军就发作了，和老板几乎要动手。最后，他气烘烘地离开了火锅店，连工钱也没要。

　　刘大俊说，从那时开始，他就感觉到弟弟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极度敏感，别人稍有什么不慎的言语举动，他就会发作。

　　被刺一刀后心变冷

　　1998年11月，刘大军又到万州城高笋塘一带，帮一家医药公司发放街头宣传单，每天10元报酬。有一天，刘大军正在发宣传单，一个20岁左右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和一群“兄弟伙”走过来，找刘大军要两张宣传单，说是要拿去包什么东西。刘大军不给，那年轻人就翻了脸，摸出刀子猛地扎在刘大军的右大腿上。

　　那一刀，扎进近2寸深，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刘大军的心。他的人生，被这一刀彻底改变。

　　刘大军回家养了几个月伤，又回到万州城打工。刘大俊发现，弟弟的腰带上多了一把刀。

　　刘大俊问弟弟带把刀干啥子？刘大军说，防身！那声音，很冷。

　　“从那时侯，我就感觉到弟弟对周围人不信任了，充满戒备。”刘大俊说，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弟弟。

　　2001年，刘大俊从广州打工回来，两兄弟在一起拉家常。刘大军突然叹口气，说，这人生也太不公平了，你看那些有钱人，吃一顿饭就要花掉几千块钱，我拼命干一天，起早摸黑才几十块钱，“真没劲！”刘大俊从弟弟的语气中，嗅出了强烈的怨气。

　　而且，对莫名其妙挨的那一刀，刘大军一直耿耿于怀，“谁都别惹我！我也有刀！”

　　刘大军对家对社会越来越冷漠，甚至很长时间不回家了，“没钱，回去干啥子？”

　　有一个夏天，刘大俊约弟弟到家乡的小河洗澡，同时想和弟弟聊聊。他发现，弟弟变得沉默。

　　2004年冬，刘大军从西藏打工回来，由于没挣到多少钱，他显得很不开心。

　　2005年初，刘大军在万州城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借钱买一辆小货车经营。但是，几个月下来，他没借到钱，积蓄的一点钱反而要花光了。

　　这个时候，刘大俊发现，弟弟变得非常压抑。

　　2005年7月1日，刘大俊搬家，刘大军也回来帮忙。忙碌中，刘大俊突然又看见了弟弟屁股上吊着的刀，他感到那刀闪着冷冰冰的光，心里顿生寒意。

　　两天后，仅仅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刘大军的这把刀，就扎进了路人陈亚冬的身体。刘大军与陈亚冬，互相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积怨。

　　因为缺乏

　　城市免疫力

　　他自卑

　　刘大俊把弟弟刘大军的悲剧，归罪于弟弟缺乏城市免疫力。

　　刘大俊说，刘大军从15岁就进入社会，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农村孩子对城市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免疫能力。

　　突然进入到城市，纷繁的城市生活，城乡间观念、教育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强烈冲撞，城市里大量信息的猛然涌入，使这个少年心理上出现巨大落差。这种落差在他的心里积聚放大，导致他迅速变得极度自卑、敏感。恶劣的情绪积郁在刘大军的心中，一触即发。

　　刘大俊说，自己是在读了一段时间高中才进入社会的，由于那时已经成年，进入城市后，就能正确对待这巨大的城乡差别，正确分析各种不平等的事情，不会出现严重的心态失衡。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如果有人在刘大军心理失衡时，给予及时的辅导校正，他是可以及时回到正常的心态上来的。

　　刘大军进城后遇到的心态失衡是一个典型案例，成千上万的外来劳动者或多或少，也像刘大军一样在心理平衡点上徘徊。

　　司法界人士指出，都市发达经济圈中，将会有50％的治安案件犯罪主体是外来人员。当刘大军的腰带上，出现了一把刀的时候，这个警钟就已经敲响。

　　如何解读“刘大军事件”，从中寻求城市外来人员犯罪预防的非司法手段，是摆在社会工作者面前的紧迫问题。夏显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