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富

　　在“十一五”规划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方式作出新的描述的同时，在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值之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学而优则仕”、过分追求仕途的观念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零点调查与前景策略董事长袁岳被认为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新华社去年11月报道了他获得2005全球华人企业领袖远见中国奖的情况。另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

5月，北京市政府从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中遴选出袁岳等17名优秀代表，授予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荣誉称号。

　　袁岳认为，“我们所处的转型社会，新的财富积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中，财富聚焦能力的排名比其他不少国家更靠前。在我国，七岁孩子的理想职业，‘总经理’常常排在前列；另一方面，人们全力追求Quick Money，想赚‘快钱’，社会机会很多，追求变化的动力也大。这种转变带来的有利方面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需要通过某种冲击来实现；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价值观定为追求财富，许多人也把社会负面因素归结为对财富的追逐。”他说。

　　而新型知识分子要探寻的财富路径，却是一条良性互动于社会的和谐之道。

　　知识分子贫穷意味民族危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被称为“仕”，而与“商”在地位和名誉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大多认同肩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把经商赚钱视为不屑一顾的“蝇利”。

　　但正是财富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突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心结。留美博士喂猪、北大才子卖肉、工学博士辞职当歌手、36岁博导过劳死这样的新闻，向人们展示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有学者就担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边缘化”。倘若知识分子的危机不是少数人的危机，那就会酿成全民族的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的一种信用丧失？如果知识分子内部出现断裂，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知识分子的创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学，生产文化产品，而现在工程、经济、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可将他们统称为当代知识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说。

　　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

　　现代的社会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

　　社会学家指出，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他们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和商业保持良好关系，乃至以特有的方式深深介入其中。35岁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胡戎恩，一个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立法学教师，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欧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温州商会副会长。胡戎恩说，他致富后的理想是：贤者云集，互相辩难，切磋学问。

　　“那种穷的知识分子我坚决不做。我现在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实业，等实业强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够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集合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做学问。”胡戎恩说。

　　当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的现实变化与特征，已成为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有学问的人逐渐成为创富主体

　　综观新中国创富主体的变迁，可以发现，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二、三代多是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时势造就的财富英雄。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利用垄断经营、价格双轨制等而暴富的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历史正在促生第六代财富创造者。在他们中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成为创富主体。据2005年11月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新一代的富豪中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学历。《福布斯》杂志分析，这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富豪们，将更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并且，新一代中国知识富豪对商业有更广泛的兴趣，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新型知识分子怎样获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直接下海经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将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出售给公司，而非亲自下海。”李春玲说。

　　亦学亦商，正成为高校的一道风景。边教书边做“老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亲自开办公司，做真正的老板；二是在企业做兼职，任顾问或独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法律等专业的教授居多；三是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为其他企业做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中，最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热”的推力，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高水准的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社会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化产业，而新兴的以媒体、设计、艺术等为主干的创意产业，正吸引着大量的创造型知识分子。

　　新型知识分子对社会良性示范

　　在热闹一时的文人经商、教授下海等的浪潮中，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固有的道德，其行为扰乱了经济和人文秩序，这需要人们警惕。

　　另外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与商业结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默默地坚守在象牙塔中，做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看到现实回报的基础工作。这对于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家的扶持是必须和关键的。

　　也理应看到，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新形势下，一旦找到一条良性的财富路径，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良性示范意义。而大众也会以知识分子的收入来观察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并且也以市场需求来判断知识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对国家形成竞争力和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度，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市场经济下被边缘化了的部分知识分子。但是，如今，不再尽是这样了。

　　新知识分子创造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建立经世济民或者探究终极的新学问。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