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1〕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

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2〕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回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相关专题：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