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生活：表情2005

　　本刊记者/刘爽

　　悲情——从“卡特里娜”到“麦莎”

　　2005年的新年钟声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哀怨。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2005年是以这种情绪基调开场的。一场旷世的海啸灾难，除了震撼人们心灵的浩劫场面之外，至今还留

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是面对灾难时的亲情和互助。

　　灾难是惨烈的，现代传媒的发达不仅仅是能够让我们直击战争的进程，也可以使人们亲历灾难的现场。但这场海啸灾难留给中国人的却有另外的意义。第一次，中国政府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自然灾害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以往，中国往往扮演受援国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义务。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种空前的资金援助，尽管有国人发出“这些钱能否用在国内那些弱势群体和失学孩子身上”的疑问，但大多数的国人对这个大手笔的援助还是给予理解和支持的，而且中国的老百姓还自发地兴起了捐款的热潮。

　　在经受了百年的屈辱和欺凌之后，中国人终于有了普世的悲悯情怀。这种世界的眼光和大国国民的心态，对于一个大国的最终崛起也许更具有推动力。

　　灾难仅仅是开始。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使美国的新奥尔良惨遭灭顶之灾，这让所有爱这个国家和恨这个国家的人都大跌眼镜，而10月的南亚大地震的惨相更是强烈地刺激着人们那越来越脆弱的神经：这世界怎么了？难道2005年注定要以这些痛苦的记忆留在人们心间？

　　人们终于认识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发威的自然面前，都是那样脆弱和不堪一击。这也许会让已经“用高科技武装到牙齿”、自信无所不能、头脑发热的人们冷静下来，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让全世界的人感到惊恐的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最让人无法释怀的恐惧来自人们对未来的无法预知。面对H5N1

　　在经历了两年多前的非典的洗礼之后，中国人这次面对比SARS病毒更凶猛的H5N1，少了一分恐慌，多了一分从容。这也许是两年多来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在今年的夏天，“麦莎”、“卡努”、“达维”等8个台风相继袭击我国沿海各市、县，造成暴雨或特大暴雨。频繁登陆的台风促使各地防台预案从“抗击”到避险，逐步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除了六七月间广东、广西的局部水灾外，老天似乎照顾了一下中国人，今年并没有发生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风调雨顺应该算个好年景。

　　怒——关于矿难的黑色档案

　　2005年2月14日，一个温馨的日子——西方的情人节，春节的假期还没有结束。谁能想到，在这一天，竟产生了一个黑色的矿难记录：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14名矿工葬身井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除了1960年的山西大同矿难死亡600多人外，孙家湾矿难成为45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这个记录，两个多月前刚刚被刷新过。

　　“又见矿难”一词，近几年来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矿难已经成为中国人难解的一个心结，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2004年11月28日发生的陕西铜川陈家山矿难死亡166人的数字，让国人震惊，也让政府痛下彻底治理的决心。2005年的元旦，国人在电视报道中看到了温家宝总理来到陈家山的矿井下，与矿工一起吃饺子的情景。看到总理在向遇难者致哀、慰问家属时眼含热泪表达的愧意和彻底治理矿难的决心，相信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生产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一年治理矿难的目标也让人振奋：要消灭死亡百人以上的事故，减少全年事故的死亡人数。

　　言犹在耳，孙家湾矿难214人的记录，让人在震惊中无语。孙家湾矿难9天之后，国务院出台了一个非常措施，决定把副部级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任首任局长。

　　作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履新10个月来，每天东奔西跑地在全国各地“灭火”的李毅中，大概是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中最忙碌、暴光率最高的一个人了，他的率真和对地方官员不留情面的斥责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8月7日发生的造成123人遇难的广东兴宁大兴矿难，是共和国历史上第20起死亡百人以上的矿难，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当地刚刚发生一起矿难。李毅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症结就在“官煤勾结”。这样的结论从李毅中这样的高官口中说出，还是给国人巨大的震撼，由此也拉开了整治“官煤勾结”、勒令党政官员限期撤股的风暴。

　　从一些官员宁可辞官也不撤股顽强抵抗可以看出反弹有多大，因而在9月22日的大限到来之际，有产煤大省传出了无人登记的尴尬消息。大限可以延期，但“官煤勾结”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却不是一纸禁令可以改变的，大限过后一个月，有3200多名官员从煤矿撤资退股，相信这只是与“官煤勾结”决战的一个开端而不是结果。

　　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七台河东风煤矿又发生171人遇难的特大矿难，这一次，煤与血的灾难发生在一个国有大矿。

　　中国有700万矿工，煤炭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近些年来官方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都在六七千人，占全世界总人数的80%。也就是说，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加起来只有一千多人。这是一个令国人蒙羞的世界记录， “带血的煤”伴随一次次“又见矿难”越积越高，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除了一次次的出离愤怒，我们只能默默地为我们的矿工兄弟祈祷，但愿明天的煤不再这么黑，这么红。　

　　无奈——腐败不新闻

　　同往年一样，腐败分子依然是前赴后继地落马，其中仍不乏高官。不同的是，这样的新闻已经不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人们似乎更津津乐道于比较贪官们手腕和智商的高低。

　　倒是9月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办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传来的一条有关中国腐败分子数字的消息，让人们麻木的神经“激灵”了一下，相信“20万”这个数字在很长时间里会让他们念念不忘。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在世界法律大会举办的“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上透露说，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世纪刚刚过去的五年中，中国的检察机关查处了包括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在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20余万人。据说这些人如果排成队，可以从北京排到天津还得再拐个弯。

　　人们常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腐败分子的花样翻新、风格独创，对反腐事业提出更高要求是不争的事实。单是瞧瞧2005年落马的这些腐败官员的特点，还真是个个“特色”鲜明。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的落马就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与其他众多落马的贪官不同，他一直被媒体称作学者型官员、“博导”省长。就在一年多以前，全国的媒体还对他不当省长当教授、“弃官从教第一人”的“事迹”给予了热情的报道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这样的政治明星的命运起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民众如何能转过这个弯呢？

　　贪官中也并不个个都只是爱财好色之徒，也有为亲情所累黯然出局的，像为爱女出国留学而受贿落马并获刑12年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就是一个典型。

　　说到2005年腐败和反腐败的形势，还是不能不提到腐败典型和反腐败“功臣”马德。作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的落马已有时日，但随着3月份马德案的开庭及其引发的政坛地震的持续发酵，马德对反腐败工作的“贡献”、马德案的标本意义及其在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像受贿600万元，获判死缓，并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引发政坛地震等，这些因素已经不是马德案的焦点所在。颇具戏剧性的是，与马德同庭受审的，还有他的搭档与对手、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正是由于马德检举揭发了王慎义等人的受贿行为，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政坛地震。很多时候，贪官的落马常常源于一些突发事件和偶然因素，往往由彼案牵出此案，这也反映了我国监督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马德案再次提醒我们，要从根本上遏止吏治腐败，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付出艰苦的努力。

　　原北京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被判死缓，为交通厅局长们的“前腐后继”又添新料。有好事者作了一个统计，毕玉玺是近年来落马的第17位交通厅局长。

　　宣传部门一直被视为清水衙门，所以几起与“宣传部长”有关的腐败案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5月，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稍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小川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11月，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原部长高勇被判死缓。加上稍早前的原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腐败案、江苏张家港原市委宣传部长范平腐败案等，宣传部长们的“集中亮相”，使人们困惑不已：他们不是经常研究怎么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吗？不是经常做大报告，振振有词地讲大道理吗？不是经常指示传媒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吗？虽然有些人的腐败行为很多发生在担任其他职务期间，但这些贪官被带“病”提拔，并跻身各地党委决策层，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深层缺陷。

　　在落马的高官中，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显得十分另类，他因买凶杀妻被判死刑，成为新中国被控犯杀人罪的最高级别官员。吕德彬的买凶同谋新乡市原副市长尚玉和及两个凶手同被宣判死刑。副省长买凶杀妻这样的奇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人们的记忆。

　　无独有偶，云南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6月因杀情妇而犯案。透过官员杀人这样的恶性案件，人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那种对权力的患得患失和拥有权力时的自信，其胆大妄为的根源也在于此。

　　县委书记在中国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官员，但其创造力却不可小觑。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创造了一个记录。犍为本是一个不太发达的边远县，但田玉飞却是一个身家3200余万元的富豪。田玉飞打着改革的旗号，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主动出击，为自己积累“黑金”。而在11月，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武保安的记录是上任9个月敛财500多万元。媒体公布的武保安老婆的银行存款记录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那种日入几万几十万元的潇洒劲头，让中国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自叹弗如，而那句“当县长与当县委书记真是天壤之别”的名言，真实地勾画了“官场现形记”的精髓。

　　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是贪官中少有的曾经引起人们广泛同情的又一个另类，这位“拿受贿款扶困济贫”的人甚至还被罩上了好汉“罗宾汉”的光环。此案终审后，办案人员揭露了真相：余斌是在被取保候审后受人点拨，在审判阶段突然提出他受贿的赃款用于“扶贫”的。从余斌是否是个好官的争论到最终事实的真相大白，说明民众对腐败分子还抱有幻想，期望他们良心发现，行行好吧！

　　从凝重到欣喜——峰回路转的风景

　　在今年的这个春天，人们的脸色是凝重的。隔离了两岸中国人的那条海峡，第一次让中国人感到那么深不可测，暗潮涌动。

　　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虽然只有短短的1000多字，但它所表达的意义却重似千钧。

　　进入4月，有关日本争常的消息让中国的年轻人寝食难安。近年来屡屡遭受挑逗和伤害而积累起来的怨气、怒气终于如火山般爆发。没有人知道那股洪流会流向哪里，没有人知道它会毁灭什么。

　　但让世界吃惊的是，仅仅一个月后，就峰回路转，景象大变。

　　“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西安后宰门小学孩子们的天真，唤醒了两岸人民心底尘封的记忆，国共两党领袖跨越60年的第二次握手，打破了隔绝，消融了坚冰，两岸的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突变。也许再高明的戏剧大师也编排不出如此出人意料的情节，而这样精彩的现实出演比任何连续剧还要引人入胜，国人通过电视直播也见识了另一个世界里政治家们的风采。

　　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中国式的智慧在这里得到了精彩的演绎。

　　而秋天的神六飞天，更是让所有的中国人一扫所有的郁闷，开心地度过了115个小时的快乐时光。这是一个航天的节日，全民的节日，科学与幻想的节日。电视直播的飞天旅程，满足了好奇的人们，而费俊龙、聂海胜也成为所有年轻人的偶像。尽管有人还是对载人航天那200多亿元的花费耿耿于怀，但想想那以千亿计的公“嘴”公车也就释然了，这200多亿毕竟还干正事了，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省下这些钱就一定能用在贫困地区的孩子身上。

　　慌——多想回到从前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留给国人一个心慌的集体记忆。这不，电荒、水荒刚刚有所缓解，油荒就来了。从7月底以来席卷南中国的大面积油荒，使很多加油站前挤满了怒气冲天的人们，他们惟一的渴望就是：甭管花多少钱、排多长时间的队，能加上油就成。

　　油荒就是这样在中国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能源危机的悄然逼近，鲜明地折射出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巨人所面临的苦恼。将建设节约型社会上升到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高度，使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成为一场国家级的运动，这昭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发展战略。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能源瓶颈正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普通人应该适应生活在能源紧缺的时代。

　　令人心慌的不仅仅是油。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考验着国人。从谈“红”色变到谈“绿”色变，从国产名牌到国际品牌，从甲醛啤酒到PVC保鲜膜，人们发现，食品的不安全已经让他们无法安心地吃上哪怕最简单的一顿饭了。这个时候，人们是多么羡慕农耕时代男耕女织的那种田园风情啊。

　　一场追剿“苏丹红一号”的行动，让人们都在拼命地回想和计算自己曾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了多少这种致癌物质。而洋快餐肯德基的涉案，彻底毁灭了国人在食品安全上出于对洋品牌的信任而残留的最后一点信心。肯德基的快速整改和就此次食品安全事件向公众的致歉，倒是让它的中国同行学会了如何应对危机的公关技巧。

　　噩梦还在继续。国际品牌哈根达斯竟产自深圳的地下作坊，水产品中普遍使用“孔雀石绿”秘密的暴光，相信再坚强的人也会变得神经脆弱了。所以在国产啤酒“甲醛门”事件中，尽管最后被证明是一场虚惊，并给啤酒民族产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民众天天生活在恐慌之中，食品卫生监管部门事前疏于监管，事后疲于追查，怎么能让老百姓不变成惊弓之鸟呢？

　　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社会的人们已经远离了实际生产食物的场所，并更多地食用加工食品，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就凸显出来了，可我们现在是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张嘴。看来，无奈的国人在吃的问题上，还得发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也许那些红的绿的吃多了，我们的抗毒能力也会增强，到那时什么安全不安全的就不再是问题了。如果不这样呢？

　　忧——命运共同体

　　在人们的印象中，杀人犯大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可在今年夏天，有两个杀人犯的命运却引起了人们的牵挂，该不该杀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甚至引发了一些人对死刑存废的思考。

　　来自甘肃的农民工王斌余，因多次讨薪不得而陷入绝望，一气之下杀死四人、重伤一人，被判处死刑。此案报道后，舆论对王斌余的遭遇广泛表示同情。有人认为王斌余在维权无果的情形下，屡受包工头的压迫，愤起杀人，于情于法，都不应当判处死刑。这种“情”与“法”的冲突，让人反思如何才能杜绝“王斌余”们的悲剧重演。

　　而深圳打工仔阿星杀人案更是引起人们更多的深思。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没参与过“砍手党”的任何一件罪案。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阿星去工厂打工，但不久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但他没有学着“砍手党”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给杀了。

　　阿星只是一个单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但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他们游走在城乡的边缘，成了悬空的一代，成了无根的一代，成了失落故乡的一代。他们希冀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然而，城市里并没有一片任他们飞翔的蓝天，低贱的工资、不公平的待遇、歧视的眼神，这一切都使他们心理失衡。看不到未来的茫然，压迫与歧视下的仇恨，他所积聚的破坏力是惊人的。

　　同样是一个生命的逝去，却让所有人感到羞愧。在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中受伤的湖南青年张衡生，在路边躺了5天之后，无助的他最后在交加的雨雪中因为伤病和饥寒悲惨地死去。虽然5天中，当地的110、交警大队、派出所和镇政府民政所等单位相继接到电话报案，但他们均未采取得力措施。

　　一个公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在政府部门的推诿和搪塞中，悲惨地死去了。不能责怪民众的冷漠，恰恰是一些热心的村民几天当中送去衣物和食品，并去几个政府部门报案。如何使公职人员恢复人性的观念，这或许是更需要反思的问题。

　　同样令人垂头丧气的消息来自浙江台州。四川籍打工者尤国英，因无法支付巨额医药费，被无奈的家属活着送到了殡仪馆。活人被送殡仪馆，这样的天下奇闻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纷纷捐款把尤国英又救了回来。可这之后呢？靠人们的善心能支撑那庞大的医疗费吗？

　　人们关注这些人的命运，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明白了这一点，也许很多曾经是问题的都迎刃而解了。

　　点击2005

　　超女

　　如果让大家回忆一下夏天的经历，很多人会想到超级女声。超女缔造了一个小人物一夜之间成为超级偶像的神话，也使一场娱乐活动变成了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媒体事件。也许从央视这个媒体老大那难掩的慌乱中，能够看出超女的另一番意义。“海选”、“PK”、“玉米”、“凉粉”，这些名词的进入与传播是那样来势汹汹，不管你是否喜欢。从长远的角度看，粉丝团体的形成和有组织的运作也许是超女最大的贡献。人们自发地聚集在自己投票选出的偶像周围，各地还有严密的组织网络，形成了能量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号召力。人们从中看到的不正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影子吗。

　　煤老板

　　在中国，煤老板已经成为一群不名誉的人，也常常以暴发户的形象被编入各种段子。抛开印象中的不顾矿工死活非法开矿、腐蚀和勾结官员侵吞国家资源不说，单是他们胜过国外富豪的一掷千金的潇洒，就让人们在羡慕不已的同时，心生不平。人们把一些怨恨发泄在他们身上：是他们炒高了房价、扰乱了市场，是他们包了太多的二奶、加剧了性别的失衡，使年轻有为的后生在美女面前失去竞争力。而今年有关煤老板集体采购悍马车的新闻更是让一些人忿忿不平。但煤老板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煤价降了，小煤矿要关了，贪官也被查得更紧了。

　　房价

　　房价的起落在今年格外牵引人们的神经。中央的宏观调控遭到了开发商的集体抵抗，他们通过媒体给出了种种房价只能涨不能落的理由。当控制房价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时，房价指数便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观望的消费者每天要经受买还是不买的折磨。开发商的暴利究竟有多大？在中国，这个问题比陈景润破解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福州的统计部门计算出了房子的成本，那个数字比军事机密还要敏感。一头雾水，云山雾罩，房子成本的猜想也许永远要为激发中国人的想像力做贡献。(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