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柳青走出的年画大师

　　2006年元旦刚过，丙戌年的春节就要到了。作为中国民间年画大师的“总舵主”——中国木版年画出版研究会理事长的王树村也格外忙了起来。

　　为了准备2007年春节期间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举办的王树村年画收藏展，日本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多次到王树村在北京的家中，征询意见，挑选展品，拍照登记。

　　与此同时，法国也发出举办王树村年画收藏展的邀请。

　　王树村是大忙人。我写的30多万字的《王树村传》请他审阅，2个月过去，他只看了部分内容。他对我说:“慢慢来，不着急，书要一段一段地写，一章一章地看。”

　　其实，他比谁都急。他总是说∶“要写的书太多，现在我出版的50多本书才刚刚开了一个头，仅仅是揭开了序幕。中国民间美术浩如烟海，我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啊。”

　　我能理解他的紧迫感。他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且身患癌症。正是这种去日无多的焦虑，驱动着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恨不得昼夜不停地运转。

　　问到他最近的活动，他说∶“按照惯例，春节前各年画产地都会有一些年画展览和展销等活动，比如四川要举办绵竹年画节和研讨会。但一切活动我都不参加了。不过，今年在云南举办的中国民间美术年会，我还是要参加的。”他是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会的副会长。

　　收藏年画路漫漫

　　王树村生长于年画之乡的天津杨柳青。画画和收藏杨柳青年画，是王树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两件事。画画是因为他喜欢色彩和线条;收藏年画，是因为他喜欢年画的内容。

　　王树村对我说，年画是教育孩子的，杨柳青年画的教育更系统，它更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

　　那时，王树村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为此，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市立美术馆绘科。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天津沦陷。王树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封锁了全镇，天上下着滂沱大雨，道路泥泞被淹，侵略军用木刻雕版铺路，炮车从上面辗过。此后，镇上的年画作坊纷纷倒闭，积存多年的年画版或被劈毁、焚烧，或被运往伪满洲国和日本。

　　日寇的罪恶行径，使王树村心中燃起了抢救民间年画的激愤之情。

　　一位民间艺人因实在无钱生活，找人买自己的年画粉本(印制木版年画的样稿)。王树村得知，跑过去一看，这批珍贵的年画粉本每种都只有一张，都是用来刻版的设计稿，其中有些颜色还尚未定稿，并注有修改意见。王树村找住在杨柳青经商的二叔筹钱，将其全部买下。这批粉本，成为他年画藏品中的珍品。

　　王树村走街串巷，访亲求友，四处寻找老雕版和年画粉本。一天，王树村听说一家烧饼铺买了一些用来当木材烧的雕版，连忙跑过去，印制了这批雕版的最后一套年画。烧饼铺的掌柜看到这个少年如此热爱年画艺术，也不忍心全烧火了，从雕版中拣出一小块送给了他。

　　经过几年努力，王树村收藏的年画旧样粉本和年画老雕版达到近千件!

　　抗战胜利后，当王树村看到国民党军队为了修筑工事，拆毁庙宇，捣毁古建筑，用年画雕版修筑岗楼哨所，曾冒死相求。

　　就这样，王树村的年画和雕版越积越多，收藏越来越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村从杨柳青起步，收藏的足迹走向北京，走向全国50多个传统年画产地。每到一处他都要到最偏僻的乡村去看看，一是去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访问老艺人;二是看看能否收集到当地的年画。他的上万张年画和资料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收集到的。

　　因为对民间艺术的痴情，王树村甚至放弃了他已经达到相当功力的绘画艺术。问到他当年为何放弃既有创造性又能卖出高价的绘画，而走入了一条“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寂寞清贫的学术研究之路，他对我说:“画画是画家个人情绪的宣泄，花鸟山水只能抒发个人的情感，而年画则是大众情感的体现。从事这些未被美术史论家涉猎的民间艺术收藏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

　　古都北京，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王树村如鱼得水。一天，在崇文门外磁器口的废品小市，王树村看到一大堆废纸，以七分钱一斤的价格出售，小商小贩们买去做包装纸。王树村一眼看到废纸堆中夹杂着一些古代印花纸、地毯粉本、古代碑帖和明代佛经等。这些纸质藏品贵过黄金，却无人识宝。其实，那时不是没有人识宝，而是无人敢有封建色彩的东西。逢此良机，沙里淘金，王树村以独到的眼力尽收囊中。他说，这是他收藏生涯里的一次奇遇，也是冒险，是他不怕批判干出来的。

　　收藏是人们时间、精力和知识的赛跑。支付年华，支付心血，支付聪明才智，王树村毫不吝啬。尽管收藏最大的资本是知识和眼力，然而，一定的经济来源是万万不可少的。当时王树村每月的工资只有30多元，仅仅够生活费用，因此他常感到个人经济能力的有限。

　　熟悉他的人都说，在那些年月里，他节衣缩食，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穿补丁衣，戴褪色帽，吞白菜清水挂面汤，外加烤干了的馒头。他将大部分薪水和全部稿费都用来购买散布于民间的年画艺术品。尤其是当他看到杨柳青年画，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买到手。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用于购买老年画，他可以一连几年不买一件新衣服。直到20世纪末，他的朋友收到他的信，不用看笔迹只看信封就知道是他写来的，因为他从来不用公家的新信封寄信，而是将人家写信寄来的信封翻过来粘好再用……

　　正如他的研究生王海霞在文章中描述的：“这种近于刻薄的节俭，却让王树村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收集到了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品种。”

　　著书立说为扬眉

　　1945年抗战胜利时，王树村随父亲住在天津租界。王树村看到，日本投降后，日侨在天津抛售的书画中有不少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书刊，其中有日本人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支那陶瓷艺术》、《支那版画史概观》等等书籍。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王树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侮辱和丢脸，同时感到义愤填膺:“中华民族自己古老的艺术为什么让日本人出书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研究自己的民间艺术呢?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出版的《中国版画史》和《中国年画史》呢?”后来，王树村对杨柳青年画资料收集越来越多，才发现外国出版有更多的关于中国年画的书。

　　由此，王树村突然醒悟了自己人生的未来该干什么。他买下了这些书籍，同时还买了一批日本浮世绘版画，广泛搜集资料，立志要为杨柳青年画、为中国民间艺术著书立说，写出中国自己的版画史和年画史，为屈辱的中国艺术扬眉吐气。

　　1949年，26岁的王树村从杨柳青走进了华北大学美术系。1952年到1955年，王树村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美术史论。两所最高美术院校为王树村提供了更高基点，使他以更开阔的视野来俯瞰中国民间艺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艺术理论研究基础。

　　50年代，王树村住在北京雨儿胡同齐白石画室旁的单身宿舍。据当年去过他宿舍的人回忆：“陋室虽小，却满壁生辉。墙上挂的全是老年画和风筝，墙角和桌下堆放着清代年画原版，书架上除用于研究工作的一些工具书外，摆满各时代的雕塑小佛像、泥偶和文物资料。最多的则是床上床下、书柜座椅和地面上的年画，一卷卷，一捆捆，都是清代的老版年画……”走进王树村的宿舍，就好似走进了一个打开的民间艺术百宝箱。

　　就是在这充满奇特气味的斗室里，王树村其乐陶陶地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开始为实现他22岁时著书立说的宏伟志向而挥笔疾书。

　　如此丰富的藏品实物，首先从哪里着手呢?他选准著书立说的三个突破口，一是杨柳青年画，这是自己的家乡，藏品丰富，资料较多，易于成书;二是京剧版画，他收藏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中有大量的京剧版画，这涉及到两个专题:一个是京剧专题，一个是木版年画专题;三是太平天国版画。

　　写这样的书谈何容易！它不同于一般的纯文字的著述，也不同于一般的全部图片资料集，而是要做到图文相关，图文衔接，图文并茂。这样，每一幅年画的内容，每一个年画中人物的来由，每一个神祇的说法，每一张戏出的故事，每一个年画中物品的寓意，都要进行翔实地考证，进行诠释和评析，审美和鉴赏。这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还有年画图片。经过漫长的岁月、水患火灾和战乱及自然腐烂，很多年画粉本都烂成碎纸。精通绘画、裱画的王树村，将碎片一片片归拢，精心装裱，对丢失的线条和图案精描细绘，一张张破碎得不像样子的年画被修复如新，揉成乱麻的年画也被他装裱平整。

　　不断发展的现代印刷技术，要把传统木版年画从生活中排挤出去。一种压力，使王树村默默地加紧着自己的搜集，扩大着自己的收藏。

　　他的藏品中，千幅戏曲年画，展现唱念做打场面。

　　各式门神，神荼、郁垒配对，秦叔宝、尉迟恭成双，庞涓和孙膑，燃灯道人与赵公明，伍子胥与赵云，马武与姚期，焦赞与孟良，裴元庆与李元霸，还有文门神《天官赐福》、《状元及第》，十分热闹。

　　各种历画，《二十四节气表》、《九九消寒图》、《春牛图》，既实用，又有浓郁的民俗气息。

　　“娃娃样”画娃娃，以物谐音组成吉语话题，诸如《莲(连)年有鱼(余)》、《猫蝶(耄耋)富贵》、《榴开百子》、《金蟾同乐》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长韵味。

　　《女学堂演武》、《北京城百姓抢当铺》，更直接地为社会生活写照，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此外，还有《算命先生》、《卖鱼婆》(三十六行)，有《王祥卧冰》、《老莱娱亲》(二十四孝)，体现了古代人民生活风貌和道德伦理。

　　各行各业的祖师爷“纸马”，画着针线业的刘海蟾仙，染纺业的梅葛仙翁，建筑业的鲁班先师，造酒业的杜康真人，戏班的梨园先师唐明皇……传统年画如同信息量宏大的资料室，它不仅仅属于艺术，也属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

　　王树村经常陷入苦恼中，因为在研究中他发现，古人在国画上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然而在年画上，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文字资料，他搜集到的日本人撰写的资料又不是第一手资料，因此不可靠。

　　做学问要有耐得寂寞的精神，板凳坐得十年冷。有时，王树村为了一张年画或一个问题，要耗费数天甚至数十天来解决。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翻阅四库全书、美术史料，甚至一些古代的戏剧、话本等，以便从中寻找到有关年画的掌故和史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他都会欣喜若狂。无数个夜晚的挑灯夜战，无数个晨昏的苦苦求索，1959年成为王树村的丰收年。

　　这一年，王树村的三部重要著作——《京剧版画》、《太平天国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出版了。这是中国出版的有关民间年画最早的三部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界和出版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杨柳青年画资料集》是一本彩色精印的大型画册，一经出版，即在莱比锡国际书展荣获银奖，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是十分罕见的重大事件。三本书出手不凡，获得巨大成功，激励着王树村朝更深入的年画研究方向迈进。他开始整理和写作中国各地年画研究、中国民间画诀、中国年画史和中国民间艺术家传记的书。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他感到要写的选题太多了，日以继夜，日夜兼程，只感到时间不够用，分身无术。

　　厚积薄发天下惊

　　王树村少年立志远大，然而时代使得王树村盛年耽搁，大器晚成。研究一下王树村的著作目录，我们可以发现，他的50多部著作，其中有近40部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也就是说，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70岁以后才诞生的。

　　厚积而薄发，王树村以他占有丰富实物藏品的有利地势，在民间美术特别是年画的研究上，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民间艺术的一项项空白，创立了中国民间美术学科。多次采访中，我发现，对年画史的研究，王树村始终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不是年画的艺术价值，而是年画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具体而言就是重视年画的社会教育意义。这是王树村研究中国年画史的一条主线，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学术立场。

　　这项前无古人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王树村自己的话说，“这如同织毛衣先起个头一样，每个品类的具体研究还只是起了个头，而仅是这种起头的工作，我一生也做不完。”

　　这件毛衣的起头也实在太漫长了，从50年代他的三部专著出版开始起头，直到现在这个头还没有起完，就是因为其中耽误了20多年最宝贵的生命时光。

　　一般人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30到50岁，而王树村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却是60岁到82岁。因为在生命的黄金时期他住进了“牛棚”。直到他身患癌症，他还在和生命赛跑!

　　王树村在民间艺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他在国内奠定了权威的学术地位，也为他赢得了隆重的国际声誉。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邀请他前去讲学，数十个国家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为他建立了个人学术档案。

　　离休后的王树村，每天早晨十点半，换件衣服到小区的健身园去锻炼身体。中午，睡一会儿午觉。下午起来整理藏品，查阅资料。晚上6时多吃饭后，休息一会儿，回到他的二楼收藏室和书房继续写作，一直写到晚上9点半，吃药后睡觉。这样的作息时间，王树村已经习惯成自然，不用看手表。

　　2004年5月23日，美术界巨头会聚一堂，中国美术家协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表彰大会在京举行。王树村是此次获得“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殊荣的18位艺术家之一。这是中国首次表彰“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王树村当之无愧。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毕克官在《民间年画和王树村》一文中高度评价王树村，归纳王树村的成就有四个第一:“早在30年代中期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抢救收集民间年画文物史料，王树村是第一人;民间年画和民间美术品收藏数量之多，品质之优，王树村是第一人;以毕生精力，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投入民间美术研究，王树村是第一人;创立民间美术学科，民间艺术研究著作多达50余部的学者，王树村在学术界也是第一人。”

　　第一次采访王树村后，我专程来到王树村长大的地方──美丽的杨柳青运河边。那晚，寒夜的灯光让我思想通透，我想到，一个人的年画史，更是一个民族的年画史!

　　比拼外人抢速度

　　“我选择的是中国艺术研究的一个冷门。”谈到民间年画研究，王树村对我说:“中国民间年画研究历来不为人关注，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重视。在外国人大量收藏中国年画的同时，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开始专题收集和调查有关民俗方面的实物，如1924年1月，为配合农历过年，曾征集过各地的新年民俗物品，共得纸马、年画等286件。”

　　20世纪下半叶，国外出版了大量中国年画集。中国改革开放后，民间美术收藏、开发与研究也随着开放大潮而涌动，引起国外各界人士对中国民间美术宝库的异常注目。他们有的深入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实物并勘察，有的奔向各年画产地如饥似渴地抢购，有的在文物市场收集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珍品运回本国，还有的成立“基金会”等专事收集中国民间美术藏品。王树村形象地称他们是“玻璃缸里钓金鱼”。

　　王树村联想到过去的“中国美术史”首创于非中国人之手笔，不久的将来，图文并重的“中国民间美术史”，若仍将由外国人首创编著问世，岂不又是“吾国士林耻之”，“俟异国人为之整理，不亦大可悲乎”!

　　王树村热血沸腾。他老当益壮，埋头斗室，将数十年陆续搜集到的万件历代民间艺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逐件分类排比，对照整理，并参阅昔日访问的老艺人口述之记录及读书札记中之文献资料等，一一进行研究。

　　“外国人对中国民间艺术如此重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拿出像样的研究成果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出版的书还没有外国人出版的多，那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王树村说。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他快马加鞭，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地拼命写书，即使是身患绝症，命悬一线。2004年12月，他的《中国民间美术史》终于出版。我采访他时，他又开始构思他尚未完成的年画书稿了。他对我说:“我出版的50多部专著就是为了和外国人抢速度抢进度，是要用生命去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