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时报：2006年中国民生8个关键词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但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们努力打开深烙在心中的印记，就是想在时断时续的点滴中，整理美好，永远将它封存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区间；丢弃邪恶，让这个世界远离无知与荒诞，充满理性的思想。

　　我们梳理出“富民、农业税、自由迁徙、经济学家公信力、基础科学、保护文化遗产

、韩流”等关键词，就是想把一份美好寄希望于未来，让我们的生活少几分痛苦与悲壮，多几分温馨与快乐。

　　文/陶 杨

　　关键词

　　废止农业税——农民能不能无“税”一身轻

　　这是一个影响到9亿中国农民切身利益的时刻。

　　2005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无反对票通过。

　　这意味着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的9亿农民将不再负担“皇粮国税”。

　　2600年的历史宣告作古

　　彻底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废止了从1958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农民2600年以来一直都要缴纳皇粮的历史。这一在2006年年初便开始显现其空前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带给9亿农民兄弟本年度和未来生活莫大的福祉。

　　我们依然记得，在2004年与2005年年初，国家出台的两个涉农“一号文件”，均立旨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2006年1月1日，同样是一个值得人们铭记的日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农业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农业税收，把分散的财力集中起来后投入重点建设，建设成一个我们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在告别农业税的今天，不能否认，是亿万农民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到今天，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已经变化为13.1：46.2：40.7。伴随着比较完善工业体系的建立，是当前的城乡差别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凸显。有数据显示，200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比例是3.2：1。如果把城市人的福利都算在一起，甚至达到了5到6比1，差距之大不容小视。给予农村、农业、农民更多的扶持、支持，已经日益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成为中国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来临

　　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可以说是财政的重要支柱。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到了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剩下的农业税及附加只有约15亿元，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3万亿元的0.05%。这一切表明：我国财政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财力条件。取消农业税，对全国财政减收的影响微乎其微，取消农业税时机已然成熟。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万宝瑞说，农业税的废止标志着中国这个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大国，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在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

　　废止农业税，本质上还是一种有关效率与公平以及财富分配方式的革新。在历史条件下，农业为支持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唯有顺应“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一趋势，自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可以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反之，则可能承受不住经济社会结构快速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变幻带来的巨大压力，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甚至出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

　　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取消农业税之后，“三农”问题仍然继续存在，这是我们应该保持的清醒认识。“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仍有赖于有关部门加强监督，防止一些基层单位变相地向农民征收其它的款项；有赖于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企业出台一套完整的管理政策，防止部分生产资料部门加码提价，侵害农民的权益；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向农村予以尽可能多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据分析，免征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受益农民8亿人，人均年受益63元。按2004年农村人均收入2936元计算，农民收入增加了2.1个百分点，相当于2004年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的三分之一。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连续在财政方面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预计今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比2002年增长50%以上。

　　在中央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背景下，2006年乃至更远，取消农业税应该被视作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个国家为了9亿子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让我们对彻底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等问题有更满的信心，更多的期待。

　　关键词

　　富民——基尼指数会不会降下来

　　“2006年，你最关心什么？”

　　“房价，还有水费、电费、燃气费，总之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东西。”

　　这样的答案出自于一位“白领人士”之口，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

　　房子变成他们的重负

　　2006年1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女士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讳言生活给其带来的压力。2004年硕士毕业的她，在京某事业单位找到一份工作。如今她与爱人每月收入逾万元，在离单位很远处租住了一套房子。为此他们需要每月支付近2000元的房租、水电煤气费等“基本生活”费用，这仍让他们感到压力重重。

　　“现在就想赶紧买房子，房租一年就两万多。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她把目光投向窗外一片楼盘。那片房子与他们刚来时相比，每平米又涨了1000多元。

　　“拿着白领的工资，过着蓝领的日子，赚钱再多都交给房子。”27岁的丁逸鸣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丁逸鸣所在的浙江省，去年人均GDP超过了3万元人民币，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很多和丁逸鸣一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有些“找不着感觉”：收入是高了，但钱却越来越不经花。

　　经济大国遭遇基尼之痛

　　2005年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初步测算的结果显示，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GDP总量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世界第六位。人均GDP居全国第二位的北京市，GDP总量达到606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GDP为4970美元，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5000美元的水平。

　　与之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透露，我国GDP总量虽略有增加，但人均水平仍在世界第100位之后。

　　在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发布前四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二00五》在京发布。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

　　而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这一数据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再现奇迹的过程中，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

　　刺激消费成为“富民”之路

　　专业人士分析，要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让人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采取措施促进居民的即期消费。健康的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种种数据显示：虽然我国GDP总量不断增长，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幸福。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虽然腰包也在不断变“鼓”，但是只有空涨的、预期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对应的、即时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

　　以长三角为例。那里是我国的富裕地区，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跟不上经济增长。据有关统计，江苏居民消费连续5年慢于GDP的增长，消费对GDP新增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在不高的消费比重中，住房支出已经占到22.6%。

　　2005年底发布的《中国经济蓝皮书》预测说，2006年消费品零售额，额度仍会增长13%。

　　这一预测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验证。会议指出，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就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

　　从国家宏观调控人民币存款利率，到建设部等中央七部门稳定楼价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刺激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方面的积极动作。

　　如果以消费行为作为衡量“民富”与否的一个标尺，随着国家利用财政、经济等杠杆操纵国内消费市场，以及不断完善消费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2006年，GDP数字不再只是给我们带来“皆大欢喜”，而是会让很多人抓得住现实的幸福，让更多的人走入“富民”行列。

　　关键词

　　自由迁徙——暂住证能不能消失

　　2006年1月1日，是“暂住证”制度在辽宁省沈阳市被恢复的日子。

　　沈阳市于2005年12月中旬发布此消息，与该市取消此制度仅相差29个月。在此消息发布前不久，全国11余省市纷纷传出取消城乡户口限制的消息，辽宁省赫然在列。

　　在此背景下，沈阳市的做法显得很“另类”。

　　暂住证伴随他们走进新年

　　恢复了暂住证的2006年，无疑会让一些在沈阳的外来务工人员产生莫可名状的感触。当然，在那些保持此制度的地方，很多人在2006年仍然需要依靠一纸证明以求“合法的”异乡生存。

　　29个月前，沈阳市首“吃螃蟹”，在全国率先提出取消暂住证制度。当时的官方阐述是：人口流动频率加快，暂住证不能反映主体的居住事实，用暂住证强化常住人口的优越感，严重损害流动人口的人格与自尊。

　　而此次恢复暂住证制度，沈阳市公安局负责人的说法是：该市目前治安形势严峻，外来人口作案占沈阳刑事案件发案数的40%～50%。言下之意，正是取消暂住证，导致了治安形势的恶化。

　　沈阳市此举不乏支持者。支持者的普遍理由是：如果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的教育、就业、衣食住行等基础配套设施能否跟上。如果跟不上，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就很可能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等所谓的“城市病”。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似乎不能认定只要设置城乡户口限制，实行“暂住证”制度，社会治安就会保持一片大好局面。

　　2005年11月，广州市一名外来打工仔因忘带暂住证而被十几名治保员打伤；2005年10月，石家庄一个外来工开办的家政服务部有合法证件，依然天天被查暂住证，导致房东惧怕不愿再出租房子，服务部无奈关门；2005年9月，湖北武警军官到东莞探亲，被十几名治安员以查暂住证之名打至左耳受伤……

　　事实表明，实行暂住证制度与否，与城市付出的管理成本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户籍制度遭问责

　　城市管理者基于城市的架构和运转能力考虑，外来务工者追求的是在城市实现理想、创造财富的机会，二者的初衷都无可厚非，但矛盾从产生到发展到现状至此，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成为二者共同问责的罪魁。

　　将居民区分为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一制度以法律形式对户口迁移作了极大的行政限制，在城市与农村构筑了一道高墙。改革开放以来，二元化户口的不合理处显现出来。这种人为分割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难以反映我国城市化的真实情况。

　　在各方的呼声当中，户籍政策逐年有所松动，但公民的迁徙自由总体上仍无彻底改观。

　　2005年年末，公安部终于传出消息，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目前处于立法前调研阶段。解决户口二元管理结构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更多的人实现自由迁徙，被视作公安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根本动因。

　　自由迁徙何时向我们走近

　　“二元户籍制度”彻底被取消尚须时日。但将取消这一制度，理解为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却显得有些理想化。根据公安部的说法，今后关于户口方面虽然施行的是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如果要想将农业户口迁移为非农业户口，还必须以“是否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因此，这种迁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迁徙。

　　在资源无法平均分配的现状之下，设置城市准入门槛的确能够起到保护城市、平衡人口自由流动和城市自我规划自我管理矛盾的作用。

　　但同时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4亿，流动人口已经从城市体系中占较少比例的群体成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既不能“兼收并蓄”，让城市吸纳所有的外来务工者，又不能屏蔽一切，不给城市需要的人才以相应的生存空间。设置“是否具有合法固定住所”这一基本入户条件，并给城市以足够的自我决定权，中央政府不失公允的做法深有道理，体现了高明的管理智慧。

　　在“是否具有合法固定住所”这一落户基本条件被大众默认的情况下，自由迁徙根本上还是依赖于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盲目迁徙潮，城市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与对应群体的需求才会实现科学对接。

　　2006年，离我们看似越来越近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仍要跨越多道障碍。但值得庆幸的是：为了自由迁徙，我们已经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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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科学——社会能不能尊重“数理化”

　　二十多年前，如果有人问小学生们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回答自己将来要当科学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孩子愿意当科学家，他们的理想是“当官”、“做明星”、做商人，赚好多好多的钱。

　　在清华、浙大这样的知名高校，计算机、生物技术、工商管理等专业炙手可热，而数学、化学、物理等基础科学专业却是门可罗雀。在许多的学生、家长甚至中学老师眼里，学习基础科学在现代社会是没有前途的，它既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为学生带来一份好的工作。

　　中国的基础科学正在被整个社会遗忘。

　　被遗忘的基础科学

　　2005年7月6日，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界的泰斗黄昆去世，媒体反应冷淡，除了专业的科技媒体，多是转发新华社的简短消息。网上的反映也很少，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大面积失语”。

　　一般人不太知道固体物理学是什么，有什么价值，但是半导体应该是家喻户晓，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享受着它带来的好处。黄昆的逝世使科学界发出一片哀痛之声，但是普通公众却相当茫然：黄昆是谁？赫赫有名的科学巨子，在公众面前却是陌生人，成为中国人远离基础科学的一大证明。

　　据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总节目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而中国电视台只有6%左右。中央电视台的《科技博览》节目已经从晚上19：55分的黄金时段撤出。所有的媒体(专业科技媒体除外)，除了神州六号上天，深度撞击彗星这类特大科技新闻能出现科学家的身影，几乎完全被各路“星星儿”们占据了。

　　媒体作为连接科学界和公众的桥梁，却在“官本位”、“钱本位”、“娱乐本位”的冲击下最终冷落了“科技本位”。科学家原本在现实生活中离公众有一定的距离，而媒体对科学家的冷落使得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愈发成了“边缘人”。

　　要功利还是要科学

　　现代社会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大学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无法自拔，社会上哪门学科有“钱”途，就创设哪门学科。于是高尔夫专业、博彩管理专业堂而皇之的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大学被一些人讥讽为职业培训所。

　　基础学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果。这与当前追求速效的快餐文化潮流显然不能合拍，于是物理，化学，数学等等基础学科专业成为高校最“冷”的专业。机械，制造等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的从业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由此产生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学者杨学祥撰文说道：“如果管理人员懂得基础科学史，如果政府官员熟悉基础科学史，那么，违背科学的政策、措施、方案、条令、规则和行为就不会一再出现，为了200美元的经济收入，付出1000美元的环境代价，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基础科学的缺位是人为的灾害事件和意外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2006年已经到来，想使已经严重衰落的基础科学在短时间内广泛的进入公众的视野或许不太现实，但是，我们起码应当给予基础科学多一些关注，就从2006年开始，就从今天开始。

　　关键词

　　韩流——中国文化能不能“御寒”

　　2005年，耗资上亿韩元的韩剧《大长今》登陆中国，并以势不可挡的凌厉攻势迅速窜红，使得“韩流”再度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冲击波。

　　与此同时，韩国文化四面出击，在多个方面向中国文化发起强力的挑战。“端午节申遗”之争在2005年秋季终于尘埃落定，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获得完胜。在德国举行的国际书展上，韩国大力鼓吹自己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千秋伟业。在《大长今》中，“针灸”也成了韩国人的发明。韩国人自豪的宣称自己是儒家文化真正的继承者，是最合格的代言人，要用中国文化打败中国人。

　　抵制还是反思

　　这种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令中国文化界许多人士极为不满，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始炮轰“韩流”。成龙公开呼吁支持本地明星，抵制韩流，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张国立甚至措辞激烈地称吹捧“韩风”的部分媒体为“汉奸”。凤凰卫视的老总刘长乐更是悲愤的说出：“‘韩流’在中国当道七年，是我们的耻辱！因为“韩流”的文化内核是儒家文化——我们的文化遗产！”

　　但是文化界反击韩流的呼吁并没有起到实际上的效果。在《大长今》中扮演韩尚宫的梁美京在湖南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欢迎。而那些穿着前位的“新新人类”依旧穿梭于大街小巷，满不在乎的展示着标准的“哈韩族”形象。

　　韩国文化观光部副部长裴钟信说：“中韩两国的价值观念非常相近，所谓‘韩流’实际上是在韩国文化中重新找到了中国的古典文化。”

　　文化反哺与假货流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近几十年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许多已经濒临灭绝。但是却在韩国得到了完整地保留，并且在很好的结合现代精神之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韩文化，反过来输回中国。这自然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共鸣，有人甚至将其称作“文化反哺”现象。

　　追逐时尚是年轻人的特点，新潮前卫的外来文化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从1998年以来，带有前卫特点的韩流“占领”中国并不奇怪。民间有句俗语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意思是说事物不断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几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从“欧美风”、“港台风”到“日韩流”，无一例外的对“本土文化”构成了挑战。它们都红火一时，最后都被新的“流”替代了，“韩流”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

　　“韩流”退潮具体在什么时间我们不得而知，确定的是在新的文化时尚出现的时候。因为追逐流行的人们总是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时尚文化的多样性、新颖性和短暂性是其诱人的地方，同时也是致命的地方。

　　韩国女作家殷熙耕说：“‘韩流’是虚假的。‘韩流’的热风遮蔽了一个真实的韩国，‘韩流’只是一个繁华的泡沫。”

　　2006年，我们期待新的文化时尚的出现。

　　关键词

　　春运——“春劫”能不能不再上演

　　“老大”的特点是什么？

　　霸道、冷酷、刚愎自用，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狡猾。

　　　而铁路部门，被很多人们称为“铁老大”。

　　春运成了“百年之痛”

　　去年12月26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2006年铁路春运，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临客硬座票价不上浮(直达特快临客除外)。

　　对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是媒体和公众似乎并不领情。原因是在这篇“公益宣言”后面隐藏的另外一层意思：其他票价仍然上浮。

　　社会各界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或质问、或探讨、或讥讽、或不屑。

　　关怀农民工的公益成本，是不是会由买涨价票的其他乘客埋单？建立在众多人利益被剥夺基础上的公益，是否仅仅是一种“公益幻觉”？

　　看上去在说“不上浮”，实质是在宣布涨价，以“不上浮”装点霸道，以“关怀民工”柔化垄断形象，以“优惠”蒙混民意。

　　在铁老大眼中，广大农民工兄弟是不是就只能乘坐“临客硬座”？这样的所谓让农民工“享受实惠”之举，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身份歧视”。

　　今年权宜性地“不上浮”了，明年又会怎样？——作用公用事业的铁路票价，其可预期性在哪里？

　　春节期间各水旱码头挥汗如雨的滚滚人潮和车票的节节攀升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这是普通中国人每年都会经历的一次痛苦和折磨。对于经历过春运的人来说，恐怕感触良多。而铁路部门雷打不动的春运涨价也几乎年年遭到诟病。

　　服务还是“敛财”？

　　2005年12月29日，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消保专业委员会召开的“春运出行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律师对春运期间铁路客运票涨价的依据提出质疑。呼吁政府应力促在春运问题上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实现公平合理的春运消费。

　　《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事实上在2002年，铁道部和国家发改委曾就此举办过一次听证会，因为流于形式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就是这种“只听不证”的听证会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随之而来的却是票价年年上涨。

　　铁路部门对此的解释是涨价是运用价格规律来减少人们对春运的需求，这种歪理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票价年年上涨，并不见乘坐火车的人有所减少，而春运价格的浮动却给铁路部门带来了数十亿元的巨额“浮财”。

　　2006年的元旦和春节仅相隔20来天，春运将出现学生流、民工流和探亲流“三流合一”的客运高峰。据估算，在此期间返乡的中国人将首次突破20亿人次。其中1.4亿将搭火车。

　　在凛冽的寒风中，那些民工在车站通宵排队求票却仍然一票难求的景像还会上演，春节变成“春劫”的噩梦也依然会延续。

　　关键词

　　公信力——经济学家能不能保持良知

　　很多人迷信权威。在他们眼中，只要被冠以专家、学者或教授的头衔，这些人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多少年了，人们习惯了对专家和学者的仰视和膜拜。

　　当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心目中最讲道理的学者竟然是一群“骗子”，那些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读书人会别有居心时，失落、惊恐和愤怒，就会像火山爆发一般顷刻间喷涌而出。

　　合格的经济学家只有五人？

　　一名网友感慨:“当你把某人视为终身托付对象，并且此人也常常表示他是为你着想时，却冷不丁发现这家伙跟别人还有‘暧昧关系’。再一翻自己的家底，发现你的存折也不见了，你作何感想？有的经济学家就像这种人。”

　　2005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很不幸，他们成为炉火上的“煎饼”，承受着良心和社会舆论的双重责问。

　　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一个“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五人论”成为对中国大陆经济学者群体问责的引爆点。由此引发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准、职责和道德等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根据媒体的调查显示：丁学良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明确反对的人只占8.3%。在调查提供的14位经济学家中，郎咸平获得了31%的支持律，吴敬琏为19.8%。剩下的12人，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樊钢等在内，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更有12.5%的人表示“谁都不相信”。这几乎可以说是经济学界的“全军覆没”。中国经济学者的公信力遭遇空前危机。

　　追求利益也要遵守游戏规则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3000点”看看几位著名的经济学者的高谈阔论就不难理解造成危机的原因了。

　　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但是在2005年，一些媒体忽然发现，这项研究是由一家汽车厂商赞助的。

　　有人说，有的经济学家之所以“面目可憎”，并非因为他们谋求个人利益，而是他们披着一心为公的外衣谋求个人利益。他们暗地里“帮助保姆占了主人财产”不说，还公然以第三者的身份说“占得有理”！

　　显然，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在利益之中沉迷太深了。他们忽视大众利益，在财团的支持下量身打造“学术言论”，将一些有悖常理的“伪观点”毫无羞愧的大谈特谈。给人造成了经济学家被“集体收买”的印象，因此才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痛恨和鄙夷。

　　丁学良指出：人当然有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权利，但你得遵守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对公众负责，不要滥用自己特有身份。

　　面对铺天盖地的责难，经济学者们选择了沉默。我们很难揣测他们的真实想法，是选择诚心的思考？还是选择傲慢的不屑？

　　2006年，经济学家如何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

　　文化遗产———“保护”能不能切实行动

　　2005年，“保卫文化遗产”这一话题比往年的呼声更加强烈。8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名文物保护专家在西安发表“宣言”：保护古遗址，同时保护其所属的自然、人文环境不受破坏；争论多时的圆明园湖底违法铺设的防渗膜在专家和民众的声讨中被拆除。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顾玉才说：“中央重视、老百姓关注、媒体加大了监督力度，这一年，我明显感到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加快了。”

　　文化遗产惨遭破坏

　　从2005年起，中国政府每年投入2.5亿元对具有重大影响的遗址进行保护。新疆丝绸之路遗址、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这些消息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是依然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文化遗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遭受着破坏。平遥古城因为过渡的开发一年之内两次坍塌，长城上几乎每一块城砖上都刻满了字，“墙体在阳光下就像是一张写满字的大报纸。”作为北京“血管”的胡同和四合院在水泥森林的挤压下大面积的消失，古城北京已经满目疮痍……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许许多多的著名历史街区被改造为商业街；历史文化名城被大肆改造，古城风貌在尘土飞扬之中化为瓦砾。人们不得不大声疾呼：还有多少文物要毁在当代人手里？

　　健全法制是根本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说：“改革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性的破坏，远甚于文革时期。文革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根本性的。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因为无知，后二十年则是因为愚昧。”

　　中国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

　　而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关法制不健全。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过去20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没有具体的法规规范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就失去了根本，也将失去未来。”

　　一位哲人说过：“了解过去的一千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后的五百年。”

　　2006年，我们希望文化遗产保护迫切需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健全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能够获得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