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部长强调：“公立医院从事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除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外，应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属于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通过民政部门救助经费解决；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通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或社会捐助资金解决。”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高部长将“医疗救助基金”的来源寄托在了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一是有许多医院并没有开设特需医疗服务；二是即便开设了这项服务，应该拿出多少钱来建立“救助基金”，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更何况特需医疗服务又面临被控制。如是，这个“医疗救助基金”到底能成多大规模，能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见死必救”的费用保障，也有轻描淡写甚至回避矛盾之嫌。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当前许多地方能够报销的额度还比较低，一年只在千元左右，根本难以满足一次抢救所需；再比如民政部门的救助经费，多半也不丰裕，或许也会经常面临僧多粥少局面；至于“社会捐助资金”，则更是难以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因而，如果有一天面临结算困难时，“先救治后结算”还搞不搞？“结算困难”会不会成为医院继续见死不救的理由？
就“见死不救”问题，笔者建议引入“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有医院发生“见死不救”的恶劣事件，其院长等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便应撤职、开除、吊销执照，其主管卫生局领导乃至政府更高层领导亦应引咎辞职。只有这样的“硬制度”才是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医疗互助基金应由政府建立，并确定一个底线的数目，还要有一套透明的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