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王建民因医生见死不救而死在北京同仁医院。正当王建民之死备受舆论界关注之际，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在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1月8日《华西都市报》）
这些年来，各地财政对医疗领域的投入逐年减少，转而默许或鼓励医院自己搞创收。这种放任公共医疗服务逐利化的医疗管理体制，导致医生必须像商人一样时刻计算着利润
，试想，在这样的医患关系中，能有多少“白衣天使”可以如古代名医孙思邈所言———“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事实上，许多医院为减少损失，也都规定无款抢救必须报批，否则由接诊医生承担责任。
“先救治后结算”的确必须当成重症急救的一般原则，但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只能勉强维持甚至可能被束之高阁。现实中，为什么那些理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目睹病人垂死挣扎的惨状而无动于衷？我们可以将此归咎为“人心不古”，但“人心不古”也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好的医疗制度环境，可以激励人性之善，而坏的制度环境，则会将人性的善念遮蔽。
“先救人后结算”的原则不可没有制度配套的支撑，这一制度配套首先需要解决“三无患者”由谁付账的医疗困境，换言之，必须有一个可靠、明确的资金链，如政府拨款或专门的基金会，来承担“三无患者”的医疗成本。按照卫生部的计划，公立医院应该从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中，划出部分资金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但是，在国家财政对医疗服务投入有限的情势下，将“三无患者”的医疗成本完全交由医院承担，似乎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会不会从整体上加剧医院服务的逐利风气呢？其实，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承担责任，为“先救人后结算”原则的落实提供保障，公共部门应是责无旁贷。
□吴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