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事件
今报1月8日报道，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要求，各地要继续探索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包括公立医院要建平价病房，少开特需医疗服务；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
长期以来，“见死不救”时有所闻，这背后有“煮蛙效应”的浸润、作祟。著名的“煮蛙效应”告诉我们，把青蛙投入沸水里，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可是把青蛙放在冷水里，它会舒畅地游动，慢慢把水加热，青蛙却对逐渐生高的温度无法感知，等到水温达到一定高度时，青蛙再也跳不出来了。医院对“见死不救”到了“无法感知”的地步，就是长期以来水温加热的“煮蛙效应”使然。如果还任由“见死不救”继续下去，“死”掉的不仅仅是病人，还有医院，还有社会的和谐。“绝不允许见死不救”，这是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铿锵之声。这种“绝不允许”，不应该是“部长要求”，而应该是制度要求和机制管束。从本质上看，“医院见死不救”其实是“机制见死不救”，如果有一个解决“见死先救”的完善机制，也就是“见死先救”后有一条完善的“后续通道”，有一整套妥善的、可操作性强的救治费用清算方法，那么，相信哪家医院都是不会不去“见死先救”的。
“后结算”是“先救治”的必须通道，没有“后结算”的制度安排，“先救治”就失去了可靠的通道，这看起来是“医院前门”没有救命的“绿色通道”，其实是“制度后院”缺失救命的“机制通道”。那样，要“见死先救”，就得靠医院和医生“凭良心做事”了。
医院和医生当然需要有良好的医德，但仅仅依靠医德治不了“见死不救”之类的“医院病”。这不是说“良好医德”有什么不对，而是说它不是终极依靠的对象；因为现今的医疗服务本身已具有双重性：一是权利，二是商品。事实证明医疗服务的商品性已经无法彻底剥离，那么，对商品性的管束，就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保障，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保障制度比医德、比医疗技术还重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