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 解开症结需大智慧

　　进入新年，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

　　中日双边关系则寒意更浓：被视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有力竞争者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7日表示，若将来成为首相也“考虑继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而在4日，日本现任首相小泉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因他参拜靖国神社而拒绝与之对话的中韩领导人。

　　其实，自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上台后，中日双边政治关系就不断刷新低点。目前，中日“政冷”已成共识。

　　与“政冷”相左，中日双边经贸似乎热度不减：2005年中日贸易预计将超2000亿美元，将创下历史新高。

　　只是，“政冷”与“经热”并存还会持续多久？会否越过“政冷”加“经冷”的底线？显然，“经热”符合中日两国利益，“经冷”则对双方都不利。

　　中日双方正在这个底线上展开一场博弈：日方认为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甚于日本需要中国，因此在政治上屡屡越界伤害中国人民的同时，不太担心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中方则从改革开放大局和总体战略出发，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中日政“冷”经也“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政冷”由来已久。

　　日本首相小泉自2001年执政后，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错误的态度和做法，如右翼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

　　去年4月，针对日本“入常”和“右翼教科书”等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爆发大规模反 日游行。去年12月，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东亚峰会上中国拒绝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

　　不久前，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73%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糟糕”，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两国双边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互动的。中日“政冷”已成现实，下一步如何判断“政冷”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就成为解决中日政经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

　　徐长文研究员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日间政治关系已经处于低潮，这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发展”。虽未明确使用“经冷”一词，但他进一步指出，“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变凉”。

　　作为商务部研究院亚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因在官方研究机构任职的特殊身份，徐长文的观点在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引人注目。

　　徐长文认为，近来中日两国的经贸发展已出现速度明显放慢的迹象。统计表明，2000至2004年中日贸易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也赶不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的增长速度。

　　自2003年起，日本已由中国连续11年(1993至2002)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2005年1至8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23.5%，与欧盟、美国、东盟和韩国分别增23.7%、24.9%、25.5%和25.7%。而与日本的贸易增长率却只有10.3%。

　　徐长文还指出，“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关系趋于弱化”。近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却持续下滑。由2000年的17.5%降至2004年的14.5%，五年时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05年1至8月又降到13.2%。“这些无不说明，中日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凉。”

　　同样在权威官方研究机构任职的另一位学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季风，则坚持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判断。

　　“不可否认，近两年中日之间的‘政冷’开始影响到经济关系，并且已经出现局部“经冷”现象，但‘政冷经热’仍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张季风说。

　　中日“政冷经热”将常态化

　　张季风的结论，是研究了中日双方公布的1990年至2004年间共15年的长期数据，以及中日之间“政冷”凸现的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以来的中期数据后得出的。

　　张季风详细研究了八组统计数据。其中日方统计的数据四组。

　　按照中方统计，05年1至10月份，中日贸易额增长10.5%。尽管该指标低于同期中国外贸23.7%的增长水平，但比同期日本外贸增长率高出不少。而与贸易额指标相比，更能反映政治影响的投资指标出现大幅增长。05年1至9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达26.8%，实际使用金额增长10.2%，均高于同期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21.8%的增长率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1%的增长率。

　　“这说明，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中，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内在的市场机制。政治关系的变化只是外因，对传统贸易和民间直接投资影响不大。”

　　张季风进一步指出，由于中日之间的政治对立刚性化，日本安全条约的刚性化，使得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领土和台湾三大政治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今后中国经济将继续上升，日本经济也要持续复苏，由于两国经济依赖度已经很高，因共同利益所系，继续进行经济合作是惟一的选项。“这就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变为常态化。”

　　但他同时也表示，这并不等于“政冷”对中日经济合作没有产生负面影响。“政冷”对类似高速铁路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等需要作出政治决断的大规模合作，影响极大。而且由于“政冷”以及国民之间的不信感、国民感情的恶化，对传统货贸以及民间直接投资带来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事实上，中日双方的政府贸易管理部门之间、具体的合作企业之间、甚至在具体的合作项目谈判过程中，已经实际感受到“政冷”的某些负面影响和压力。张季风说：“这应当引起双方足够的重视。”

　　“但只要中国经贸伙伴中欧美日三足鼎立格局不变，只要中日经济合作的各项指标都处于正增长，就不能断定中日‘经冷’。”张季风认为。

　　强化对日“经济反制” 不人为制造“经冷”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关权教授看来，在对中日经贸关系是“经冷”、“经凉”、“经热”还是“受到政治关系影响”不同表述的背后，在相同的客观事实基础。

　　“这几种判断的共同点是，都承认中日‘政冷’或多或少对双边经贸产生不利影响，并且这种不利影响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关权说。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底曾刊文指出，小泉政府正在进行一种“对华游戏”，即政治上对华强硬，经济上又不担心失去自己的利益。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泉“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

　　说到此处，有必要提及2004年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太郎当年5月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由于中国在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离不开日本，所以一旦美国切断“中国的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越来越依赖于日本，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曾多年在日本

　　关权说，这篇文章在日本并无什么反响，但在中国却影响不小。“其中原因是道出了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部分事实，即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中国和日本差距的确很大。”关权说，“日本在政治上对华强硬而较少顾忌，可能与它‘自信’中国很难在经济方面‘反制’有关。”

　　关权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需增强对日的“经济反制”能力。“这首先需要我们分析研究，在不同领域、行业、产品等方面，哪些中国离不开日本？哪些可以从欧美替代？哪些日本离不开中国等等。这就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做工作。当然，这种‘经济反制’并不是攻击性的，必须到万不得已时才用以遏制日本在政治上的过分举动，因为这种手段也会使我们自身遭到一定的损失。”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经冷”日本损失更大。张季风提醒说，此种观点经不住推敲。“退一步讲，即使从绝对量上看双方损失一样，但对各自影响差别很大。如同一个壮年汉子和小孩各吃对方一拳，谁会更疼？毕竟中日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差距较大。”

　　以大智慧解开中日政经“结”

　　解开中日政经关系的“结”，更需要大智慧。

　　关权说，中日关系极为复杂，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既有两国历史上的深厚渊源，又有近现代关系史上的痛苦伤疤；既有两国矛盾与利益的交织，更有美、欧、中、日多极力量的角逐。

　　“我们既要看到目前中日争吵的一面，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积累的优势。如，中日建交以来民间在经济、文化等层面积极交往成果显著，在经济界、学界等大部分人主张对华友好。我们可以发挥这部分力量的积极性，尽量减少‘政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以‘经热’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好转。”关权说。

　　李光辉认为，要把中日关系放到中国整个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考虑。“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打破日本联美抑中的企图；加强与韩国、东盟的关系，促进与日本的关系。”

　　张季风则认为，对日关系应纳入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中。“中日关系要服务于哪个目标？是为了中国实现本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是为了解气而图一时之快？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应轻易人为制造中日‘经冷’。不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不破坏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应对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打开中日政经关系这个‘结’，关键还在于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壮大自身实力。举个例子，现在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3，人均GDP更只有日本的1/40。我相信，等到中国GDP总量和日本差不多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肯定与现在不同；等到中日人均GDP相当时，这个变化会更大。”张季风说。 (记者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