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禁令折射官场百态:从禁送自行车到禁止参股

　　-本刊记者/程海涛

　　当异化的“禁令”强迫人们遵守时，外在的刚性压力和内在固有信念就构成了两难选择。也由此，刚性的“禁令”往往被消解，形同虚设了。

　　每年底时节，各地政府颁布的有关两节期间的禁令着实令人眼花缭乱，报章媒体基于

此的评论也是连篇累牍。有关禁令的可操作性大可不必过多追究，令人叹谓的倒是那些禁令的内容。

　　从上世纪80年代“过节禁止向领导干部送自行车”的禁令到2005年底的“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生产经营活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针对“两节”期间还出台了领导干部“八严禁”)。“领导干部过节禁令”内容正悄然发生着花样翻新的诸多变化。

　　过节的特殊符号

　　两节“禁令”由来已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禁令”内容无奇不有，并没有现实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禁令”的层出不穷与各地方不良现象愈发严重有紧密联系。

　　于是，在过节送礼日渐成风的当下，“禁令”也开始满天飞，而且所禁内容小到吃喝，大到房子汽车无所不有，无所不禁。

　　事实上，这些看似三令五申，防范得铁桶一般的禁令，其实质却是新坛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不准领导利用公款消费，公车拜年、不得利用节日收受红包……这些内容都是法纪明文规定的，也是党员干部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基本常识，但却屡屡被写进 “禁令”，以示提醒。

　　无论是“温柔”的提示也好，还是真正的“霍霍磨刀”也罢，就地方出台的“禁令”内容来讲，禁令“多元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只可惜这些有着地方浓郁特色的“禁令”已不再是贪官头顶的“紧箍扣”，更没有因“禁令”条款内容的增加而对官员起到本质、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依旧是该吃的吃，该贪的贪，我行我素。

　　2005年初，接受庭审的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就曾痛哭流涕地为自己辩护称：“每年春节都会10万、20万不等地送钱……这属于‘礼尚往来’”。

　　常换常新的禁令

　　2002年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时，某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2002年国庆、中秋期间树廉洁新风禁止奢侈浪费行为的通知》。《通知》的重点是严禁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禁止奢侈浪费行为，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借用他人小汽车。

　　此禁令的出台缘于彼时公款吃喝已经成为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发展事业没钱，以公务接待名义公款吃喝有钱；买办公用品没钱，领导唱歌、跳舞有钱；给职工开资没钱，请上级来人洗澡、按摩有钱。

　　2004年，该市在年末出台的 “两节”禁令中“禁止公款吃喝”的条款仍在，只是原有的“六条禁令”变成了七条，其中明确规定“严禁支付高消费娱乐活动和挪用支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专项资金。”

　　从变换的“禁令”内容可以看出，贪官们的需要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而变化。在禁止了公款吃喝之后，有些领导干部便想出了把正常的宴请招待设在高档歌舞厅，不光可以吃饭，还能名正言顺地跳舞、唱歌、洗桑拿，有的甚至还打起了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主意……

　　2005年底，该市出台的“两节禁令”再次增加到了21条，“禁令”又新增不准“以‘同学会’、‘朋友聚会’、‘战友联谊会’等形式搞公款支付的聚会活动和‘小哥们’性质的聚会活动”。新增加的禁令内容令人“耳目一新”，各省市地方也纷纷效仿。

　　“特色禁令”

　　从“过节期间禁止大吃大喝”到“节日时期严禁收受购物券、金币”……过春节出台“禁令”的初衷就是想从制度上、细则上进行根本性的、可操作性的制约。

　　2004年春节前夕，某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规定，严禁送礼者进门，甚至连鲜花和邮票等小物件也被包括在禁送礼品之列。“禁令”下达后，只要是拎包提袋去该省政府办事的客人，都要经过门口卫兵的认真“盘查”。

　　无独有偶，某县出台的“过节期间严禁洗桑拿”的“禁令”不免也让人叹为观止。如此禁令就像泡吧不是为了买醉,洗桑拿不是为了搓澡一样，真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乍一看，这条“禁令”无可厚非,可它偏偏出现在某市审计局两节前夕为整顿行风出台的“三条禁令”之中。

　　“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挪用公款是什么样的行为，竟然需要用发放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告知，而且仅局限于打麻将的挪用公款要受到惩处。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政府惩治贪官的威严和有效性，看到的只是官场腐败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有趣的“不准”

　　2004年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组织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赌博、工作期间打麻将和在公共场所猜拳行令的规定》。《规定》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以任何方式赌博；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上班时间、会议期间和下基层期间打麻将；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猜拳行令……

　　宁夏的“禁令”在全国并非首创，类似的规定在其他一些部门和地区也有过。从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到四川的“禁麻令”，再到不准过节请客送礼以及严禁官员收受礼物的规定，这些“不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禁令”的地方性。

　　比如四川就将“禁止领导干部赌博”写进“禁令”的第一条，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各地方的禁令就是“严禁干部在节日期间酗酒”。

　　当异化的“禁令”强迫人们遵守时，外在的刚性压力和内在固有信念就构成了两难选择。也正因为此，刚性的“禁令”变软了，形同虚设了。而当这些“禁令”大量充斥媒体版面，经媒体放大，遭遇舆论围攻后，“禁令”陷入尴尬，其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本质完全裸露在社会眼底。

　　“禁令”被嘲笑了、大众欢乐了，但是嘲笑的“禁令”却滋养了规则意识稀薄的社会土壤，社会诚信亦失去奖“诚”罚“假”的威慑大棒。

　　部分禁令内容集纳

　　陕西: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违纪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江苏南通:下发“七个严禁”：严禁公职人员违规收送礼金礼券和贵重礼品，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严禁“跑官要官”，严禁党员干部参与赌博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严禁用公款相互宴请，严禁用公款、公车外出旅游，严禁巧立名目滥发奖金、津贴、补贴和实物

　　宁夏: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赌博、工作期间打麻将和公共场所猜拳

　　其他:严禁违规违纪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严禁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严禁利用岁末年初突击花钱，以各种名义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严禁借元旦、春节之机违反规定新设津贴补贴、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