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近日出台《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今后弃用“农民工”称谓，代之以“外来务工人员”。这使人想起了前些时候重庆那场关于“棒棒军”的争论。
“农民工”的称谓，特指那些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历史的产物，也是见证。如果说，农民工进城之初，这称谓多少还有些贬意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人数的迅速增加
，特别是广泛地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后，就已经不再、至少相当淡化了歧视成份，只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称谓而已。至于“棒棒军”，则更以其形象、特色而颇具亲和意味。
以“外来务工人员”替代“农民工”，固然体现了打破城乡、工农差别的现代公民意识，体现了对这一群体的尊重，但比起对他们切身利益的关爱、合法权益的维护来，称谓显然是次要的。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对称谓对象的态度和行动。况且，对一个城市而言，举凡没有当地户籍、不能享受当地市民待遇而又在当地工作者，都可称“外来务工人员”，如此，反而可能模糊了对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界定。
农民进城打工，在就业、报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乃至政治权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远比当地市民多得多、大得多的困难和负担，给他们以切实的关爱、法定的保护，逐步实现他们与户籍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才是更重要也更实际的。到那时，“农民工”的称谓自然会消失，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以其他什么称谓来替代了。
